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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1 | 臺灣公論報

融合發展問題研析:談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認知落差

融合發展問題研析:談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認知落差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殷瑞宏

壹、前言

自2016年臺灣政府換屆之後,兩岸之間的互動情形不如以往熱絡,特別是兩岸制度化交往機制停擺的狀況下,民間的交流與合作就更顯得重要。在諸多面向當中,經濟合作一向被認為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動力,大陸方面指出,「早在30多年前,兩岸民間經濟交流合作就衝破重重阻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時至今天,兩岸民間經濟交流合作依然動力強勁、空間廣闊。大陸將一如既往支持臺商在大陸發展,協助其轉型升級,維護其合法權益,為兩岸民間經濟交流合作進一步提供政策扶持與環境。」[1]在另一方面,大陸方面的態度則始終是「兩岸關係形式越複雜,越需要兩岸民間加強交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基在基層,動力在民間」、「不再僅僅侷限於經濟物質層面,而是擴展到包含文化思想、制度管理等內容在內的社會領域」,目標在「推動實現兩岸民眾『心靈契合』」。[2]整體看來,「融合發展」已經成為習近平任內對臺灣問題的一個新階段的標誌,並認為此舉是切實可行,並指出中國已經有充分條件可以推動這條路線。[3]

「融合發展」的概念還具備了延續性、連貫性,在2017年10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會議當中,習近平的報告內容再次提到此點,並進一步詮釋指出: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臺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臺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臺灣同胞福祉。我們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4]

基本上「融合發展」包含了社會與經濟兩大面向的議題,本文則從其中的經濟面切入,就「融合發展」概念下的兩岸經濟合作問題及其前景做討論。由於大會主題之一為「澳臺關係與四地融合」,本文擬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切入點,而聚焦的議題為「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認知落差」。

貳、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風險意涵

有關資訊不對稱理論(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的觀點,其產生背景來自於市場經濟活動,意味著在交易環節中,雙方(或多方)對相關訊息的瞭解是有所差異的。簡單的說,掌握訊息比較充分的一方,往往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反之訊息較貧乏的一方,就處於比較不利的地位。這個理論可能透過3位美國教授George A. Akerlof、A. Michael Spence與Joseph E. Stiglitz於2001年拿下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廣為眾人知,但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形成論述。在Akerlof的論文〈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中提到,自由交易市場中,照理來講因為買賣雙方銀貨兩訖,應該很容易達成交易才是,但實際上卻經常不是如此,為什麼呢?關鍵原因就是彼此對商品資訊掌握的不對等。他以「中古車」市場舉例,只有賣車的人才知道這部車是不是泡水車,而想買車的人卻不知道。當有一個買家受騙後就會告訴其他人,造成所有買車人因為考量到這個風險,只願出比定價更低的價格去買中古車用以迴避風險;不過,這樣一來又造成擁有優質中古車的人,反而比擁有一顆檸檬的人更不願意去交易,[5]因為價錢實在太不理想。最後,不再有交易行為產生、中古市場消失了,他稱這種現象為「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Spence則透過求職過程來解釋資訊不對稱的現象。早在他1973的論文中就提到,企業雇用員工好比一種不確定的投資,因為你無法在聘用前就確知受雇者本身所擁有的技能與能帶來的回報。與之相對,求職者為了能夠增加受聘的機率,會針對性的展現出能提高受雇機率的訊息(例如在校成績),透過作弊或以「練習考試」的方式取得好成績,而不在學校用心學習核心技能。[6]Stiglitz的研究重心則放在如何設計出解決資訊不對稱的方式,即一套獲取訊息來彌平落差的對應機制,稱之為「篩選與折讓」(screen and deduct),舉例來說,保險公司為了更好地精算收益需要選擇貨真價實的客戶,因此對願意誠實揭露資訊的人(例如健康狀況),提供保費的折讓;但是這種篩選過程需要成本,因此某些保戶就必須接受比較低的保障額度。[7]

總體來說,資訊不對稱理論所帶來的意義就是指出市場行為其實並不如多數經濟學家想像中的那麼「理想」,過程中的資訊不對等,必然使得會有其中一方無法在資訊充分(full information)的情形下進行決策,而他方將利用這種有利於己的優勢剝削資訊較少的一方以圖利自己(也就是道德危機,moral hazard),導致機會主義(opportunism)式的不公平交易。[8]而在政治或公共行政領域中,資訊不對稱概念的運用,則讓人留意到政策推動上為何往往不如預期,就很可能是來自於資訊不對稱所導致政策受眾的認知落差,進而形成一種政策執行上的風險。[9]下面本文將就此進一步展開論述,並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切入點。

參、粵港澳大灣區

一、大灣區的基本情況

粵港澳大灣區(下簡稱大灣區)的規畫可以追溯至1990年代,時任香港科大校長的吳家瑋,曾倡議以美國舊金山灣區為指標,建立「香港灣區」或「港深灣區」,以帶動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他指出:「當時華南地區還未發展,人才和資源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既然我在香港辦學,就要和這個地區多加往來,才能匯聚更多的資源和人才。」[10]在1997年回歸之後,有關香港的定位、粵港合作應循甚麼模式發展,出現過不同的討論及模式,例如1998年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成立,目的就是全面加強粵港的多方面合作,改善兩地在貿易、經濟、基建、交通運輸、海關旅客等事務的協調;2003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又稱「9+2」經濟圈;2009年,任職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提出打造「大珠三角城市群」概念,把「灣區」概念的發展作為重要一環;2015年,大灣區的概念被寫入「一帶一路」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並於次年被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大灣區總面積約5萬6000平方公里,2016年常住人口約6774萬人,集中了珠三角主要機場群、樞紐港口與地方港口,是與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比肩的全球四大灣區之一,將擁有世上最大的港口區、機場群、城市群,可形成全球最大的運輸和物流中心,亦會發展航運、跨境基礎設施、以及以港澳為主的金融及專業服務。目前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及中共十九大報告相繼提及大灣區建設,規劃已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11]

大灣區現行涵蓋範圍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市。大灣區建設被認為是中國發展藍圖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對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肩負重大意義。其核心部分在於最大程度發揮各城市比較優勢,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促成區域內的深度、有機融合,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將大灣區建設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12]

二、大灣區的發展意義

從學理上來說,灣區經濟的發展脈絡來自於區域經濟的增長極觀點與開放性發展思維。世界著名的三大灣區──舊金山、紐約及東京灣,就是最好的例子,藉由環大西洋、太平洋的貿易網絡所醞釀,如今中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加上環印度洋經濟體的崛起,粵港澳大灣區有希望成為下一個區域增長極、引領環印度洋經貿圈的領頭羊。[13]

此外,從十九大報告中重點強調的「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14]粵港澳三地不僅具有悠久的合作歷史和堅實的合作基礎,其背靠大陸面向南海的地理位置和地處國際航線要衝、國際化的發展水準,也決定了它將是提升新時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戰略選擇和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15]不論是基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的規劃與需要,又或是為了更好地配合當前「一帶一路」的倡議實施,大灣區的發展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三、大灣區與臺灣的連結

在對大灣區的背景和發展意義有初步了解之後,進一步來談其與臺灣之間的關係。乍看之下兩者似乎關聯不大,其實不然。首先,大灣區在中國近一次兩會上由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及,並已與京津冀區域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並列,被視作中國的區域經濟戰略之一,思考的重點放在如何促成灣區「融合發展」態勢上。其次,廣深地區一向是臺商投資的重鎮,當大灣區迎來新一波的轉型與整合契機時,臺商能否參與其中共享發展機遇,而不是因為措手不及被市場淘汰,值得關注。

再者,大灣區的發展仍有許多挑戰尚待克服。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大灣區的「一二三四」格局是它最大的特點和優勢,也是大灣區融合的難點與痛點所在。[16]大灣區企圖藉由由區域融合、開放的經濟結構與高效率的資源配置,能增加區域內貿易、知識、技術、資本、人員與服務的流動和優化,然而大灣區內各城市體制與法規迥異,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殊異,各地方政府間如何競爭與合作,是否因體制、法規與行政管理措施不同影響區域內流動性,進而降低各項經濟資源集聚或擴散效益,仍尚待觀察。[17]儘管在地理條件上,臺灣不可能加入大灣區的運作,但既然臺商已經在此地區有了現成的網絡,何不積極參與以形成優勢互補?若能兩岸各盡其力,一來不但能加快大灣區的建設進程,二來豈不正是「融合發展」的最好樣板之一?已經有人提出建議,目前政策聚焦於吸引臺灣青年來大陸創業,但他們其實對大陸的宏觀經濟發展規畫並不了解,臺商一方面可就此提供更多訊息以引進大灣區發展所需的人才、技術,另方面則參與規畫的制定過程,參與其落實、提供建議,而不是只做大灣區發展的「看客」。[18]

肆、代結語──資訊不對稱將帶來認知落差,阻礙融合發展進程

回到資訊不對稱的觀點,其對政府運作的重大啟示不外乎是如何透過有限度、妥適的干預,讓市場資訊盡可能地流通,以更正單純市場機制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而在本文所討論的議題中,若要藉由大灣區來實現兩岸在此處的融合發展(主要是以臺商為主的經濟領域),除了面對大灣區自身發展條件的限制外,就是要提升臺商,乃至臺灣更多人有意願加入大灣區的發展。前者主要指涉大灣區的跨域治理,自然而然需要面對不同體制之間協作的問題,還有就是如何將既有的功能集群鏈結以發揮更多的綜效,已有許多優秀學者的分析與建議,再加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與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前景看好;後者則需要設法彌平「臺灣-大灣區」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盡可能漸少參與大灣區發展的資訊獲得成本,達到吸引更多人加盟意願的目的。[19]

本文認為,目前臺商之所以在大灣區的參與度並不高,主要就是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對臺灣人來說,一來大灣區的概念正式被提出雖是在2015年,但首度寫入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要到2017年,對於一個較新的名詞可能關注度不高,二來也缺乏相關單位、智庫或學者的研究能量,使得臺灣社會對其幾乎無從了解,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參與的意願。筆者大致檢索臺灣本地的新聞資訊,僅發現數篇聚焦於大灣區的社論與活動報導,[20]至於學界較常使用的學術資料庫「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若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關鍵字進行搜索,則在臺灣地區是完全沒有任何一篇論述發表。[21]不難發現,臺灣對大灣區的議題關注度明顯不足,使得相關資訊揭露的成本相當高,即便是有再多的呼籲,基於資訊不對稱的角度,有意願參與者仍很有可能望之卻步,甚至對其認知出現落差,例如將之視為與臺灣完全無關,或錯誤類比等同像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次區域經濟戰略構想。

筆者認為,不論是就「融合發展」的角度,或是「澳臺關係與四地融合」的觀點,若要達成「兩岸四地融合共享發展機遇」的目標,除了彼此間的差異必須調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保證各種資訊的自由流通,讓人民能夠自行做出最有利的選擇。

[1] 賴錦宏,國臺辦:續推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聯合影音,https://video.udn.com/news/579703,查考日期:2018/11/20。

[2] 潘維庭,兩岸經濟社會融合 漸進式統一,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726000683-260309,查考日期:2018/11/20。

[3] 更多討論請參見柯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寫在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30年之際,中國臺灣網,http://www.taiwan.cn/xwzx/la/201709/t20170915_11843480.htm,查考日期:2018/11/20。

[4]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全文,多維新聞網,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7-10-18/60018047_all.html,查考日期:2018/11/20。

[5] 檸檬(lemon)有瑕疵品之意。可參見George A. Akerlof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4, No. 3, pp. 488-500.

[6] 參見A. Michael Spence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7, No. 3, pp. 355-374; A. Michael Spence (2001), “Signaling in Retrospect and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Markets,” Prize Lecture, December 8,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spence-lecture.pdf,查考日期:2018/11/20。

[7] 參見Joseph E. Stiglitz (1975), “The Theory of ‘Screening,’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3, pp. 283-300; Joseph E. Stiglitz (2002),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3, pp. 460-501.以筆者自身經歷來說,最近購買健康保險時,就被告知若願意提供近期的健康檢查報告,保險公司就可依具體檢數值的表現做相對應的投保費率折扣。

[8] 王春源(2003),資訊經濟學,臺北縣:空中大學,頁4-5。

[9] 學界認為這會造成所謂的「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即是民主政治中擁有主權之人民,如何有效控制資訊充足之官僚的棘手問題。有學者提出,行政官僚因專業知識和資訊的掌握,使其實質影響力不斷提升,致使政治的主人──人民反而因此而退居業餘性愛好者的邊陲位置,導致民主政治面臨了空前的困境。究其緣由,資訊充足的官僚以其資訊上的優勢,操作輿論、主導議題方向或政策趨勢,甚至欺瞞人民、圖謀私利,如此「欺上(代表民意的領袖)瞞下(人民)」,民主政治很可能因此遭到侵害。請參見Francis E. Rouke (1976),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E. Etzioni- Halevy (1985), 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0] 請參黃雲娜,「灣區之父」吳家瑋:港人有過路心態 不為下一代設想,香港01,https://www.hk01.com/%E5%91%A8%E5%A0%B1/190583/%E5%A4%A7%E7%81%A3%E5%8D%80-%E7%81%A3%E5%8D%80%E4%B9%8B%E7%88%B6-%E5%90%B3%E5%AE%B6%E7%91%8B-%E6%B8%AF%E4%BA%BA%E6%9C%89%E9%81%8E%E8%B7%AF%E5%BF%83%E6%85%8B-%E4%B8%8D%E7%82%BA%E4%B8%8B%E4%B8%80%E4%BB%A3%E8%A8%AD%E6%83%B3,查考日期:2018/11/20。

[11] 請參什麼是「粵港澳大灣區」?思考HK,http://www.thinkhk.com/article/2018-07/25/27297.html查考日期:2018/11/20。

[12] 請參香港特區政府粵港澳大灣區網站,https://www.bayarea.gov.hk/tc/about/overview.html,查考日期:2018/11/20。

[13] 張勝磊(2018),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路徑和建設戰略探討:基於世界三大灣區的對比分析,中國發展,第18卷第3期,頁53-59。

[14]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全文,多維新聞網,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7-10-18/60018047_all.html,查考日期:2018/11/20。

[15] 張勝磊(2018),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理論依據、現存問題及國際經驗啟示,蘭州財經大學學報,總34卷第5期,頁12-21。

[16] “一二三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優勢與難點在博鼇引熱議,新浪香港,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180409/0/1/2/%E4%B8%80%E4%BA%8C%E4%B8%89%E5%9B%9B-%E7%B2%B5%E6%B8%AF%E6%BE%B3%E5%A4%A7%E7%81%A3%E5%8D%80%E5%BB%BA%E8%A8%AD%E7%9A%84%E5%84%AA%E5%8B%A2%E8%88%87%E9%9B%A3%E9%BB%9E%E5%9C%A8%E5%8D%9A%E9%BC%87%E5%BC%95%E7%86%B1%E8%AD%B0-8697021.html,查考日期:2018/11/20。

[17] 羅千惠,參加中國大陸「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臺商投資研討會」出國報告,大陸委員會,頁6。

[18] 林子凱(2018),臺商不要只做粵港澳大灣區的「看客」,同舟共進,2018年第3期,頁26。

[19] 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具體成型,使得香港和內地越來越緊密融合,且讓香港有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經濟的依歸;臺灣卻隨著近年兩岸關係的緊張,導致在發展與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合作關係和模式上遲滯不前,甚至許多臺灣人已經冒著蔡英文政府限制臺灣商人公民權的危險在內地領居住證,這項居住證才開放不到兩星期,就有超過兩萬名臺灣人登記,臺灣不過兩千三百萬人口,這樣的比例著實不少。參考趙婷,香港擁抱大灣區 臺灣未來何去何從?思考HK,http://www.thinkhk.com/article/2018-10/11/30170.html,查考日期:2018/11/20。

[20] 包括不能忽視「粵港澳大灣區」對臺灣的競合效應,中國時報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04000038-260202,查考日期:2018/11/20;粵港澳大灣區 臺灣大好機遇,中國時報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31000162-260309,查考日期:2018/11/20;粵港澳大灣區 臺商迎新機遇,中國時報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916000130-260301,查考日期:2018/11/20。

[21] 至於大灣區的其他面向則稍有關注,例如近日通車的港珠澳大橋,臺灣工程領域的就有幾篇對其的討論,包括士潔(2011),港珠澳大橋,中興工程,第113期,頁130-131。http://dx.doi.org/10.30154/SE.201110.0014;蔡俊鐿(2013),港珠澳大橋之旅 見證跨海橋隧世界之最,營建知訊,第364期,頁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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