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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1 | 臺灣公論報

大陸對台‘兩個最佳’戰略規劃

大陸對台‘兩個最佳’戰略規劃

台灣孫文南院院長 汪明生

一、前言

十九大報告中,對於香港地區的兩個最佳與融入觀,顯係中央政府務實針對、接續傳承的意志與決心的展現。作為當前主要遺留問題的台灣,似乎可以從中獲得參照,乃至一併考慮看待。

眼前的台灣,外部的兩岸僵局未解,自身則選舉政治乏力、經濟長期低迷、社會大體停滯。除了一般所謂的來自外部的兩岸,制約了台灣經濟發展的觀點外,其實也不無由於自身的落差脫節與變遷失衡,反而導致了對於兩岸關係的困境。此即所謂的台灣南北差異,或謂制約自身發展與兩岸大局的關鍵,其實是在經濟與政治以外的社會,至於癥結則主要是在南台灣。

這兩年來的台灣主政者,讓全球華人與深陷其中的北台灣同胞,都見識感受到了30民主下來,原來台灣還有這樣的一批人一股勢力。然而這樣的一批人一股勢力,已經在台灣南部的各個縣市執政超過二十年了,並且已經生聚教訓、長期深耕,以南台灣作為根據地,目前北伐成功,甚或北上中原。

如此的島內情況當然其來有自,至少可以回溯30年。首先,當然是1988年的解嚴;蔣經國的健康與交棒問題已為眾所週知,然而選賢與能所需的公民教育與孫中山所規劃的訓政階段如今看來真是不應跳過。到了1998年,在歷經亞太營運中心與兩岸戒急用忍的競逐,以及城市產業轉型不成後,高雄成了全台第一個政黨輪替的地區。不拼經濟而是以持續勝選作為執政目的的綠軍,果然著墨包裝催眠式的綠美化與低碳慢活,而以實質的產業與人口作為代價。2008年是島內最後一個自身翻轉的契機,高雄人投給馬的票比投謝的多了兩萬票,然而未能清楚認知人口結構與階層意識等深層社會條件已然質變之餘,僅只關注並著眼到檯面上的先經後政,果然導致了2012年起的執政困難與綠軍反撲。

大陸對台可謂用心良苦、始終如一。然而面對已成現實的嚴峻形勢,與自身已然走上發展之路的基礎下,重新部署、調整思惟,及早導正、平順化解,似已成為眼前的當務之急與指導原則。台灣九合一的地方選舉已經清楚說明民心思變,不論結果如何大陸皆應認真把握,以政策方向與發展實績作為堅強後盾,爭取島內尤其南台灣同胞的民心與認同。

二、配合惠台、堅定入台

2018年2月大陸國台辦即單方面宣佈「31條惠台措施」,4月起陸續發布的各省市惠台辦法,針對台灣同胞包含就業創業、居住生活、學習實習等各面向給予極大優惠,希望爭取台灣年輕人認同,在台灣著實投下震撼彈。然而,這些惠台政策的效果似乎並沒有顯著改變多數台灣同胞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馬前總統則於11月9日拋出不排斥統一的新三不,島內迴響並不熱烈。

回顧2008年馬英九的總統勝選,兩岸關係似忽雨過天青,前途光明。但隨著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民進黨蔡英文初掌政權,台獨意識喧囂塵上,又讓兩岸關係陷入劍拔弩張的氛圍。在這股潮流中,不難發現島內民眾對於官方的兩岸關係處理並不認同,濁水溪以南–特別是台南、高雄、屏東地區對於兩岸事務已有過半漸趨中性務實看待,甚而表現出某種程度對蔡政府的反對。回顧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大陸涉台部門提出「向南走、向下沉」的口號,並到台灣南部大量採購農漁產品,然而在短期評估效果不彰。杯水車薪、蜻蜓點水狀況下,此措施也隨之銷聲匿跡。但持平而論,此政策深入把握台灣同胞實際需求,經由量變到質變,應當是大體正確,是以更應擴大此政策涵蓋與內容。這次高雄選戰中藍軍候選人已清楚提出「南南合作」,表明必須加強跟中國大陸南部省市的合作,值得觀察關注的是,並未遭到島內包括綠軍在內的任何反對。

不可諱言,眼前絕大多數島內同胞對於即將到來的兩岸變局,普遍首先關心個人切身利益。在2018年7月26日青島的三台會上,重量級大陸涉台領導已明確表示,依據大陸對台的一貫政策,統一後台灣同胞的個人權利義務不受影響。會中聚焦兩岸經社融合發展,從臺灣的角度,應該是樂觀其成且充滿期待,然而歷史遺留之問題主要在臺灣,更準確地說,關鍵其實是在經濟跟政治以外的社會。簡言之,多數的臺灣同胞已經預期兩岸會有變化,建議大陸亦須早日重視定調,例如大陸到處可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否可以比照辦理一視同仁地實踐檢驗真理,對台先行先試。

筆者認為除各項惠台政策外,大陸亦應鍥而不舍地堅定入台。2018年是大陸改革開放的40年。探詢摸索與自主創新之下,已將原本理性自利的現代市場規律與西方實踐經驗經在地本土以人為本方式充分融合,其中當然係以感性共利、關注大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指導予以堅持。而若得以由中華傳統文化詮釋挹注,則傳承迄今作為主體、並可與西方新教倫理大體對接的儒家思想文化,已在十八大以來如同高效嚴明的法家變革般,嚴肅認真地加上了正當其時的以法治國。當然霹靂手段仍需本諸菩薩心腸,亦即若能參酌苦己淑世的墨家精神,乃至加點順勢隨緣的道家思想,方是眼前與爾後不斷因應內外變局、克服大小挑戰的理論建構與萬全準備。

三、深化融合、未雨綢繆

過去兩岸之間臺灣的發展曾經早於大陸,經過三十年來大陸的快速發展,北台灣雖大體尚能與市場接軌,新竹以北仍可朝向現代發展邁進,但是濁水溪以南,在普遍市場意識不足及與外界尤其是兩岸長期脫節下,已經長期落後。台灣比香港大,融合發展應及早開始,否則尾大不掉夜長夢多;大陸比日本大,上世紀日本野狼欺負中國綿羊,眼前課題已在如何避免兩岸間大陸大狼壓扁台灣小羊。

如前所述,眼前已需開始對於臺灣南部注入更深的瞭解及更多的關注,甚至以準確具體的有效政策來對待。例如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即非市場,不宜以大陸已然普遍深化的市場觀點來解讀看待南台灣。十九大中所提及的如何對香港既有的繁榮保持持續,然而最佳制度的成功典範卻離台灣仍是相當遙遠。

對臺一國兩制所謂的兩個最佳,即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透過兩個最佳,一起把握機遇、推陳出新、拓展商貿、社群建構、凝聚群力、傳承聯結,彰顯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再者,一國兩制之下,社會制度不變、法律規範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民情風俗不變,經由協商進而對外提升國際地位,對內維護中央權力並保障高度自治,將可撥亂反正導引方向、激發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

臺灣長期處於市場與政府雙皆失靈,情勢複雜、條件不足,乃至知行不一、說做脫節。倘能落實「一國兩制、兩個最佳」,嘗試由主權糾葛與對外關係,逐漸朝向城市、地區、產業、科技、社會、環境、醫療、文教、媒體等,圍繞民生發展的公共領域課題事務的跨域治理,以多數民眾安居樂業的福祉增進,與推動兩岸長治久安的互利雙贏作為宗旨,當能增進兩岸互信、化解沈痾僵局,並共創和諧新契機。

四、論述建構、兩岸聯手

近日國台辦透過書面聲明,表示陸方將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進兩岸統一進程,「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然而台灣陸委會亦表示台灣民意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國兩制」主張,任何對台提出的一國兩制主張,只會引起台灣民眾反感,也無助於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如此論點完全基於政治考量,未能真實反映台灣同胞的實際需求。

再從台灣,尤其南台灣近年發生的數起件重大事件,足見台灣主政者在政策決議上出現極大之衝突矛盾,民怨四起、民心思變。例如義大世界開發案為一經濟轉型的決策衝突、高雄氣爆事件為一經濟和公安的衝突、日月光環境汙染事件為一環境治理的衝突,不難發現主政者並未以民眾需求為依歸,政府怠惰的思維操作下,為了選票考量付出慘痛的代價。這些慘痛事件的問題核心,不只在於表面上的責任歸屬與善後理賠,更直指政府的治理能力與操作意識。以高雄市為例,雖經歷過工業化及現代化的洗禮 ,但社會結構中的傳統社會自我意識、價值取向與知識貧窮,也影響著歷次藍綠選舉與兩岸政治中的態度選擇。

在台灣除了執政高層與主要政黨外,對於絕大多數的社會各界與一般民眾而言,兩岸事務其實無需糾纏主權議題。按照法理依據現實,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兩岸皆是地區,主權乃係對外。兩岸之間的治權之爭,由主要受體的經濟產業與社會人口角度,其實早已聚焦民生發展;然而民眾基本關注的,除了經濟效率外,還有社會公平,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常需取捨,眼前大陸已然兼顧得較好,反而台灣卻幾乎乏善可陳。當下困境可回顧上海台研所牆上掛著的汪老提示:「兩岸一中 平等協商 共議統一」,以民間產學合作,由城市地區試點推進兩岸南南合作,聯手積極朝向’立竿見影、多方共贏、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目標堅定邁進。

五、官民分開、民間產學

兩岸關係的拓展乃是南南城市試點合作的重要基石,台灣執政當局執迷於政治緊箍圈的束縛,根本無心突破整體發展受困於兩岸僵局的窘境。兩岸近三十年來的各自發展,大陸自十二五規劃中已然加入社會參與及環保節能等著墨,台灣則在1990年代的經濟奇蹟下,以民主解嚴試圖創造政治奇蹟,然在忽略訓政時期導引精英的認知動員導致的選舉亂象後,試圖捕破網般地以民眾參與乃至公民社會予以補救。歷史的偶然抑或發展的必然,兩岸各自與共同刻正不約而同地拉開社會發展的帷幕。

20年來由南台灣就近觀察、經行家評論的綠軍佈局長期深根有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黨衛軍,2008年選後成軍注重形象程式細節的馬政府相比之下則好似童子軍,如今兩岸官方中斷需以民間產學自發組織對接操作的新態勢下,當然就是必需號召兩岸的志願軍。以民間產學、公民自發方式,聚焦民生發展、圍繞各類公共領域課題事務,發揮或待開展、或正引領、或已發揮、或尚穩健、或需聯結,一貫秉持傳承每遇內外變遷時,歷經考驗的志士仁人天下己任精神。

接續前述的思路,顯然政府之間的交流較為嚴峻,故以民間團體的方式辦理,以城市地區民生發展經濟社會為主題,期待突破兩岸僵局。2017年1月在廣西柳州,曾經由社科院臺研所全國臺研會合作舉辦了首屆“兩岸南南合作“論壇,4月於廈大辦理“如何推進高廈對接開創兩岸合作新局”互動研討會、5月於高雄師大辦理“高廈民間合作“論壇、6月於廈門辦理海峽論壇、11月於高雄擴大辦理“一帶一路與科學傳播“研討會;此外接續於2018年4月於桂林辦理第二屆“兩岸南南合作跨域治理“論壇、再於6月於廈門持續辦理海峽論壇。2018年12月9日續由孫文南院等於高雄辦理第三屆「孫中山與公共事務」論壇,期讓更多的地方各界積極參與自發聯結,新形勢兩岸格局下的民生發展與兩岸開放。

六、結語:‘兩個最佳’戰略規劃

台灣可視為先行先試下的微型中國,無論成功與否,其實踐經驗都值得整個中國發展借鑑。眼前高標準的兩岸經社融合願景,或可參考禮記禮運大同篇。至於尋求翻轉南台灣與基層一線,促進兩岸深化融合等實為自傳統而直奔後現代的手段方向,則自儒而法、由法而墨、並參酌道,似是較具中國特色的理論路徑。總之要能清醒認知如此偉大復興最後一哩路的戰略意義,爭取精準對台、力求兩岸自信、經社深化融合、中美釜底抽薪。

而若得以經由科學傳播、認知動員、導引菁英、與文化移轉的轉型再造,其實就是實實在在地補上孫中山已經指明的,軍政階段走向憲政階段間,應該必經、卻在台灣被忽略的訓政階段。這些經驗歷練,也當然正可挹注補強對外一帶一路中尋求貫穿打通歐亞乃至全球佈局之際,在提供諸多非前沿、多民族、多文化地區的硬體建設以外,欲融會貫通社會文化軟體條件之所需。

擺在眼前的情勢,是兩岸(台灣僅北台)皆以市場意識各自盤算成就自己,抑或守望相助、同舟共濟,謀求已然提出定調的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的兩岸一家親,這已正在嚴肅認真地考驗著兩岸的中國人。以城市地區試點、民間產學對接的兩岸南南合作,即是當前困境僵局下的重大突破口。期許兩岸有志之士同心攜手,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後,努力添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五項自信-兩岸自信。我們有理由相信,兩岸關係和諧,中國將會變得越來越昌盛強大,事實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亦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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