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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6 | 中央社

忘不了那雙頂住家門的手 黃榮村回首震後重建路

九二一20年走過震殤(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16日電)浩劫過去20週年,前九二一重建會執行長黃榮村至今仍會想起許多畫面,包括那雙頂住家門口的手、那唱出希望的歌曲「天總是攏會光」,以及許許多多把重建當作生涯最後一戰的公務員們。

黃榮村於民國89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全職負責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工作,隔年又發生桃芝風災,原本土石鬆動的九二一災區,在大雨沖刷下發生嚴重災情,黃榮村以九二一重建會執行長身分,擔任中部救災指揮官。

在這段時期,黃榮村跟著救災人員、醫護、國軍等踏訪災區各個角落,見證了這場浩劫帶來的傷害,也見證了人性的堅忍。

九二一災那一夜,南投九份二山崩落,生生活埋了山腳下幾戶人家,黃榮村永遠記得,有位老太太一年後才被挖出來,其兒子一邊訴說著往事,一邊邀請黃榮村去摸摸老太太的手。黃榮村記憶中那隻手的皮膚乾燥發皺,手的主人已無法言語,卻透過後人哀思,無聲訴說出讓人動容的故事。

還有一幕讓黃榮村印象深刻。九二一災區一家人住在土角厝,災難發生時,兒子以一人之力將家門口頂住,讓母親得以逃出,但父親卻難逃一劫,喪命於倒塌的房子下。那兒子懊悔不已,心理和肉體都受到衝擊,一直到父親的告別式上,兒子那雙手都仍無法放下,彷彿仍高舉頂著家門。

天總是攏會光從九二一看見台灣人的堅韌

20歲以下的年輕人,沒實際經歷過九二一,但卻一定會從課本、網路、新聞媒體中看到九二一的各種資訊。黃榮村表示,九二一是被世界認定為20世紀最大的海島型地震,當時受損倒塌的石岡壩,因山崩形成的大型堰塞湖,屢屢被當作國際教科書的封面,受到世界矚目。

九二一的重要性,遠遠不只是一場災難,救災與重建的經驗,也對台灣乃至於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黃榮村形容,台灣政府常被說是「防災不力,救災內行」,每逢大型災難,行政體系無不全員出動,社會團體也動員得特別快。「上有慈濟,下有國軍」並非虛言。災後第一時間,許多組織會衝到第一線救難、安撫災民,也有許多熱心民眾捐款、提供物資。

一首歌「天總是攏會光」,唱進災民的心坎裡,黃榮村說,那種患難與共的情感,讓人在災難之中感到一絲希望,或許是九二一重災區多在山區,當地居民本來就比較樂天知命,社會給予強大支持,也讓多數災民的生活迅速回到正軌。

「心理學有個解釋,叫做自我應驗的諾言,你跟他講了一些正面的話以後,他覺得很受用,覺得越來越有希望,就會往正面的方向前進,讓諾言自我實現。」

黃榮村認真地指出當時的統計數據,九二一過後10個月,台灣的自殺率便恢復正常水準,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國際標準是接近9%,台灣3年內就降到3%,「這是非常罕見的。」

情感之外,九二一重建累積了許多政策和社會經驗。黃榮村指出,全球正面臨嚴峻的氣候變遷,對台灣影響最重的除了極端降雨,還有海平面上升,IPCC(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曾把台灣列為高危險國家,以西海岸來說可能上升達80公分,勢必要有大量的遷村,可能要遷幾百萬人。

然而,九二一經驗卻告訴大家,遷村極為困難。黃榮村提到,九二一後有些地質敏感帶,真的不適宜再住人,政府和民間合力勸導居民遷出,他記得慈濟基金會曾許諾若願遷到安全地點,一家可以給予300坪的土地,還是沒人願搬。隔年發生桃芝風災,在接連災害的放大效應下,才好說歹說把一些村莊搬到山下的永久屋,後續卻仍然有許多抗爭。

不論是漢人安土重遷,還是原住民看重祖靈的土地,即便發生嚴重災難,災後心心念念地還是想回到原來的居住地。黃榮村說,面對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執政者需未雨綢繆,從國土規劃下手,及早圈列易致災區域,透過溝通防範未然。

負面案例放大報導災後重建不利

九二一地震至今20年,許多災難不斷發生,黃榮村觀察到,隨著媒體環境的轉變,執政者面臨更大的挑戰。每逢災難發生,政治人物無不心驚膽戰,在國外出差的一定要提早回國,到災區要注意災民觀感,不能坐裝甲車,「台灣從正面來看,有患難與共的精神,但沒事罵來罵去也很多。」

黃榮村認為,整體來說台灣社會的正面案例,還是比負面多很多,但媒體往往將負面擴大。舉例來說,台灣的自殺率在災後10個月就恢復到正常水準,已是國際罕見,但偶爾還是會有人承受不住而輕生,這些個案會被媒體聚焦,讓大家以為九二一都過去那麼久了,災區還是活不下去。

又例如重建工程標案2萬多個,兩三年過去,可能有100多個工程還沒到位,佔比非常小,但媒體卻挑出這些,批判重建牛步。學校重建就常背負罵名,尤其是委託民間的案子進度飛快,有時候都建好了,公辦重建卻還沒開標,但其實是設計花了很多時間,必須兼顧使用性、防災和當地文化。

黃榮村很無奈,「這就是忽略了『分母』,新聞媒體集中報導負面案例,影響民眾對災後重建的觀感。」

過去20年,黃榮村一直跟許多九二一的工作伙伴保持聯繫,發現大家都很珍惜這段時光,雖然過程充滿波折,從一開始的震驚、無力,到茫然之中走出一條路。許多原本台灣省政府的公務員本身也是受災者,處理起災後重建仍全力以赴,把它當成是一生為國為民公務生涯的「最後一戰」。

不過,許多兢兢業業的公務員,後續卻得面臨一個接著一個訴訟。黃榮村為他們抱屈,九二一後很多鄉鎮市行政官員被調查、被告,被人批評沒有好好利用善款。儘管多數案件最後都不成立,這些公務員卻在等待判決之中精疲力竭,讓人感受到人心的脆弱,尤其在面對災難時,易有懷疑和不信任。

黃榮村形容,如果一名公務員處理這麼龐雜、複雜、經費有如此巨大的重建業務,沒有一件事被檢調盯上,就算是「公門好修行」多年後難得的福份了。

在重建會的工作結束後,黃榮村又曾擔任教育部長,繼續執行災後學校重建的工作。他侃侃而談說,以前的學校蓋得太隨便,有效期限往往只有40年,許多教室都建成「一字長蛇陣」,甚至是在老校舍上直接加蓋一層的「老背少」,地震一來往往應聲而倒。

九二一後,學校的防震係數被大幅提高,且學校不能只是教育場所,還被當作社區的防災、疏散中心,因此許多校舍都被蓋的特別安全,鋼筋和樑柱特別粗重。重建會也從中歸納出許多簡易的公式,作為後續修繕補強的依據。

如今大多數學校都已完成重建,但許多災區的偏遠小校,迎面而來地卻是更嚴峻的「少子女化」問題。

黃榮村記得,監察院曾要教育部報告,認為九二一重建時就應看到少子女化的現象,部分學校不應重建,但當初如果直接廢校,台灣人肯定無法接受,「窮不能窮教育」的觀念深植人心,黃榮村幽默地說:「社會不太會計較花這個錢,畢竟其他亂花錢的地方也很多。」

人定勝天的工程 大都會出問題

談到亂花錢,黃榮村想起九二一後有許多辯論,墓碑山就是一個例子,有人主張用小飛機噴灑自日本買進的種子包,加速長出植被,有人卻主張相信大自然的自我療癒能力,不要多作無益之事,最後證明後者是對的。

黃榮村認為,類似的辯論也出現在中橫、南橫公路是否要復通,東海岸是不是要新建快速道路等,台灣人屢屢追求「人定勝天」,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定勝天」的工程,大部分都會出問題,與山爭腳、逢河搭橋,禁不起幾次災難。

環境和建設如何取得平衡,是黃榮村心中的重要課題,他認為關鍵在於,推動任何決策,背後一定要有充足的科學佐證,做好詳細的評估和比較分析。這些事情往往不能求快,而要有一些時間作實驗、與民間做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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