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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1 | 大華網路報

王豫元:外交生涯42年我思我見(文化大學特聘教授王鳳奎記錄整理)

王豫元:外交生涯42年我思我見(文化大學特聘教授王鳳奎記錄整理)

(編按: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特聘教授王鳳奎九月廿九日在他主持的「華岡大師講座」課程特別邀請傑出校友中華民國前駐教廷特命全權特任大使王豫元在該講座以「外交生涯42年我思我見」為名對該校有關研究所碩士班一百多名同學發表一小時半的演講及半小時的答詢,以鼓勵該校學子。本報在徵得王鳳奎教授的同意後,特別將王教授的現場筆記刋載如下與讀者分享。)

9月29日是本學期華岡大師講座的第一場演講,邀請到的演講者是前駐教廷特命全權特任大使王豫元校友,王大使同時也是文化大學1986年當選的傑出校友。我們的結識得感謝文化大學校友總會丁楷校友的引薦,他還特別做東安排餐會,讓我得以近距離先認識王大使,而我對王大使的第一眼印象:英俊挺拔、隨和幽默,平易近人,是一位內外兼修的專業外交官,很有大使的範兒。

王大使雖然健談,又懂得聆聽與回應,與他聊天是非常愉悅的事,即使貴為大使身份,他絲毫沒有架子,餐會席間我們幾乎無所不談,也對他的生平與外交生涯有初步的認識。在他答應我的演講邀請後,他問及該對學生講什麽題目,我告訴他什麽題目都可以,但我最想聽他的人生經歷,我相信這是最能激勵文化學弟妹的題目,後來他將題目定為「外交生涯42年我思我見」。

在演講開始之前,我帶王大使前往洗手間,他告訴我其實他幾天前就前來學校勘察演講場所,這是他在擔任禮賓司長養成的習慣,一定要在活動前瞭解場地的進出動線,包含洗手間的所在地。他笑著說,他不知道曾經有多少次親自帶國內外總統與副總統一起上洗手間。

演講一開始,王大使就說他準備了上百張的圖片,今天是以圖演講,因為他認為「百聞不如一見 」,往往「一幅畫勝過千言萬語 」。接著就秀出一張文化大學古色古香的教學大樓圖片,上面寫著一連串他在文化就學期間對他影響最深的幾位老師名字,包含段茂瀾、梁鋆立、吳南如、胡品清、鄭震宇與周道濟。其中他最感恩的是當時政治系周道濟主任,是周主任鼓勵他畢業後從事外交工作。另外他特別佩服曾任外交部人事處長及駐巴拿馬公使的鄭震宇老師,鄭老師在二次大戰前留學英國,所以很喜歡講英國的文學及歷史,開口閉口都是莎士比亞丶蕭伯特的名言或是邱吉爾的二戰演講。他風度翩翩,每天西裝畢挺,冬天一定戴一頂呢帽,華岡經常風風雨雨,他自然常帶一把長黑雨傘,十足的英國紳士派頭,每天提個鼓鼓的老舊真皮公事包,裡面塞滿了書,及一堆用橡皮筋捆紮的三乘五索引卡(index card),卡片上面都是寫滿英文名言,隨時在翻閱,他的英文造詣丶風度、氣質、學問及強烈的愛國心深深地啟發了王大使從事外交工作的興趣。並受他的影響也開始背誦邱吉爾的二次大戰演說。圖片上還有三位鄭震宇老師常常提到的英國政治人物名字: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納爾遜(Horatio Nelson)與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他認為這幾位人物所説過的話使他受益良多啟發他日後成為職業外交官。

當王大使開始秀出這幾句影響他外交生涯甚钜的語錄,我還感受不到其重要性,但在演講的過程中,王大使不斷地提到這些語錄,似乎這幾句名言都在驗證及引導他外交生涯所遇見及發生的事件,因此對他的感受及影響特別深。其中他還提到邱吉爾不僅是政治家,也是大文豪,許多人並不知道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邱吉爾於1940年5月10日受命組閣,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已入侵法國與比利時。這是5月13日邱吉爾對下議院的演講中提到的名句:

「我能盡心奉獻的別無他物,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在二次大戰1940年7月10日到10月31日四個月的不列顛空戰中,英國皇家空軍在極為劣勢及死傷慘重的情況下,成功地擊退納粹德國空軍的侵犯,邱吉爾在感謝英國空軍的貢獻演講說出:

「在人類的衝突戰役中,從來沒有那麼多的人對這麼少的人虧欠那麼多。」 (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英國海軍中將納爾遜(Horatio Nelson) 為制止法國拿破崙侵入與佔領英國,1805年在特拉法加外海與西班牙無敵艦隊及法國艦隊開戰前,為激勵英國海軍官兵作戰士氣,透過旗艦「勝利號」戰艦升起一條旗語:

「英格蘭期盼人人都恪盡其責。」(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

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曾三度出任英國外相,他同時也是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主導者,他深知國際情勢的現實與無情,曾留下一句震古鑠今的名言:

「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我們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國家利益才是永恆的、永久的。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去追求這些利益。」(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在以上的名言鋪陳隨後的演講後,王大使開始說明他是如何進入外交工作,他從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畢業後所有工作都是考試獲得的,包含:馬祖防衛部美軍顧問組少尉聯絡官(預備軍官)、觀光局導遊人員、中廣公司海外部英語記者、國際節目組副組長兼代組長及中央日報編譯。

王大使於1973年底通過考試院外交領事人員特考,獲得時任北美司長關鏞的特別賞識,1974年1月進入北美司擔任薦任科員,這在當時大多數外交人員都是台大與政大畢業生的外交部「天下第一司」北美司是非常罕見的,王大使笑說這可能是他第一份工作(美軍顧問組少尉聯絡官)就命中註定的。

延續第一份工作的美國緣,王大使於1976年第一次外派美國華府,擔任中華民國駐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的政治組秘書,1978年8月沈劍虹大使將他調升為總務組組長,他特別說明總務組長主管駐外使館內務行政上大大小小的事,是雜務最多卻最不容易表現外交專業的職務,未料在12月15日就碰上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因此他等於臨危受命,緊急處理使館產權轉移等繁雜事宜,包含搬出雙橡園、沈大使離美、找新辦公室、雙橡園降旗典禮,反而讓他有機會展現外交專業外的行政才能。之後便留在華盛頓處理斷交善後及重設駐美代表處的事務。

1979年3月底美國衆參兩院通過台灣關係法,4月10日簽署公佈,王大使在台美關係改變後的駐美代表處工作至1981年結束在華府的階段性任務,調回臺灣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北美司科長,直到1984年時駐美代表錢復將他調到駐美代表處國會組,開始他參與台灣對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王大使在這工作上一待就是十年,打破了外交人員不超過六年的慣例,但遊說工作成果顯著。

王大使在國會組長任內最大的成就應該是1992年8月襄助由丁懋時代表的運籌帷幄,在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配合下,終而促成老布希總統於1992年9月2日親自宣佈出售臺灣150架F-16戰機的歷史大事。天時意指1992 是選舉年,而製造F-16的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在德州的飛機製造工廠面臨關廠的命運。地利則是老布希總統來自德州,德州亦是共和黨票倉,而F-16製造工廠選區的國會參眾議員必須爭取選區利益,避免因關廠失業而失去支持者的選票。這正好給王大使一個配合美國國會推動售我戰機訴求的機會。人和是丁懋時代表與老布希總統個人關係極佳、以及王大使在一個星期之內與德州的眾議員合作發動了一百多名眾議員聯名致函要求老布希總統售我戰機,連當時的學術界都大力支持。王大使也透露其中遊說老布希總統的關鍵關係人是老布希的女兒Dorothy,在這之前是王大使早已先聯繫到Dorothy,立馬介紹給丁代表伉儷,與她建立長久深厚的友誼,她並成為雙橡園的常客,嗣後Dorothy把丁懋時代表引見給布希總統是自然的發展。

王大使於1994年3月出任中華民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禮賓司負責外交與外賓所有交際、典禮與特權等煩瑣事務,凡事要謹慎小心,不得失宜、失禮與失格,因此禮賓司長往往得事必躬親,面面俱到。其中最辛苦的是陪同長官出訪,王大使曾隨李登輝總統訪問中美洲與南非、史瓦帝尼,隨李元簇副總統訪問巴拿馬與瓜地馬拉,隨連戰行政院長訪問多明尼加共和國,以及隨外交部長錢復訪問加勒比海。

王大使提到故總統嚴家淦任內曾訪沙烏地阿拉伯,但中華民國第一位真正大規模出訪邦交國的總統是李登輝總統,因為無前例可循,1994年李登輝總統跨洲13天之旅可是折煞他這位禮賓司長,正式出訪前,他必須率領先遣小組勘察所經之地,談定及確認所有活動的安排包括華航從來沒有飛過的中美洲航線及起降的機場。李總統於5月5日抵達尼加拉瓜,在國會演講,並與查莫洛夫人簽署聯合公報,6日轉往哥斯達黎加,9日橫渡大西洋抵達南非,12日會晤曼德拉,參加他的總統就職典禮,16日返抵國門。去程還遭到美國政府的刁難,只同意我團在夏威夷過境,而且只能加油,不同意下機休息或過夜,李總統自然不悅,當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白樂崎在檀香山機場登上專機前來致意時,李總統故意在機上穿著睡衣及拖鞋接見。

1996年王大使由於考量孩子在美讀書的龐大學費,王大使特意申請外放,並獲派地域遙遠的阿根廷擔任駐阿根廷代表,駐阿期間,王大使依然發揮外交長才,成為第一位得以進入阿根廷總統府面見到兩位阿根廷總統的代表,並且協助法務部調查局代表團排除萬難,順利加入國際防制洗錢組織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沒想到後來發現陳水扁總統帳戶涉及海外流向不明的就是該組織。

在阿根廷擔任代表6年後,王大使於2003年調回外交部擔任歐洲司司長,期間協助安排陳水扁總統夫人吳淑珍於2004年率團參加希臘帕拉林匹克奧運(Paralympic Games) ,以及安排陳水扁總統於2005年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喪禮,他說這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作業時間最短、出訪時間最短、團員人數最少之總統出訪團。

王大使於2006年再度外派出任中華民國駐荷蘭王國代表,由於荷蘭位於歐洲大陸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又曾賣給中華民國兩艘潛艇,所以透過私人情誼鞏固與荷蘭的邦誼,成為王大使的重點工作。

2008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任命王大使為駐教廷特命全權特任大使,剛好他本身也是天主教徒,開啟台梵外交關係的新頁。因為教廷不是一個政治力量或政黨,而是一個宗教所支持道德力量及精神團體,所以他笑稱自己是在神的國度與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打交道的大使。在任七年期間,他除了鞏固與教廷既有邦交,更積極推動實質外交關係,締造多項與梵蒂岡第一次的外交歷史,包括媒體曾大幅報道的兩國建交來第一個教育合作條約: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承認了教廷所屬的宗座大學學歷,使得八百多位在教廷深造過的台灣神職人員學歷證件獲得承認。

由於王大使盡心盡力推動台梵的實質關係,2011年教宗本篤十六世頒授象徵駐教廷大使最高榮譽之「庇護九世大十字騎士大綬勳章」給他。再由於他的努力,中華民國總統馬總統竟然於2013年獲得教廷同意,第一次正式踏上教廷,參加教宗方濟各的就職大典,也是第一位見到教宗的總統。王大使提到當時他在推動這件事的時候,沒有人相信可以成功,所以馬總統見到教宗時真的好開心,眼眶都紅了,臨出發赴教廷前都還不相信王大使能辦成此案。之後王大使又安排吳敦義副總統訪問教廷,在參訪聖伯多祿大教堂,教廷甚至清空現場讓吳副總統訪問團可以不受他人干擾拍團體照。此後,臺灣高層訪問教廷似乎成為常態,在王大使卸任後,陳建仁副總統也曾出訪教廷。

最近因為中國大陸與教廷已簽訂主教任命權臨時協議,台梵快要斷交的傳聞甚囂塵上,但王大使認為陸梵建交短期內應該還不會發生,因為教廷是把外交當工具,傳教才是目的,臺灣問題並非陸梵建交的重點,大陸目前也沒有與教廷建交的急迫性,大陸與教廷建交的球是在大陸手裏,所以兩岸關係的走向會影響梵陸關係的持續發展。另外,教廷常用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15章》裡一隻羊迷失及浪子回頭兩個比喻,向我們說明他們為什麼與中國大陸發展關係,希望把中國教會這隻迷失的羊及離家的浪子帶回普世教會。教廷是大中華思想,對教廷而言,普天之下各國都是各「省」,中國大陸及台灣是一個「中華省」,台梵之間並不存在「斷交」的實質性,一直到現在,教廷對我們的正式名稱是中國(China),對教廷而言,與中國建交其實只是把在台灣的教廷大使館遷移回大陸原地,謂之「遷館論」。

至於今年二月外國媒體傳聞駐教廷大使館在斷交後會遷至馬爾他騎士團,王大使也認為是不合邏輯,騎士團算是全世界最迷你的政治實體,雖有106個邦交國,且是聯合國的觀察員,卻是一個沒有領土的國家,騎士團位於羅馬,但只擁有兩棟建築,其國家元首為大教長。時任大教長費斯汀(Matthew Festing)的父親是二次大戰駐在緬甸的英軍師長,被日軍包圍時獲孫立人將軍營救,對中華民國存有好感,因此與王大使建立深厚的私人情誼,兩次授勳大十字功績勳章給王大使,並曾在他的安排下造訪臺灣,會見馬總統相互贈勳。

最後,王大使深感台灣外交處境非常艱難,特別是現今國際局勢非常現實,「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經常的、永久的利益」,但他相信所有外交專業人員有愛國心、紀律、誠實、正義感、責任感、使命感及高尚人格,如同邱吉爾所言:「我能盡心奉獻的別無他物,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他覺得很幸運,在他駐外生涯,可以始於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退休於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特任大使,而且連續七年為特優館,他深深體會「外交關係」是不可取代的、不能替代的,有邦交、無邦交對國家特別是外交官,簡直是天壤之別。沒有外交關係的結果是什麼?對外交官而言,除了沒有司法豁免權及免稅權之外,那就是永遠見不到駐在國的外交部長,永遠見不到外交部的次長或是任何層級的官員,偶爾或有機會能見到司長或科長級的官員,請問這樣辦外交是多麼困難和辛苦?

王大使提到,根據《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國家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下列資格:固定的居民、一定界限的領土、有效的政府、與他國交往的能力。而且《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規範外交官在邦交國享受豁免權,其所在的國家不允許將外交官加以逮捕、扣留或審問,若該外交官有犯罪等行為,僅能將其驅逐出境。

王大使相信中華民國不管怎麼樣都是一個主權國家,但是因為大環境的關係,讓我們的外交處境變得難上加難。他再次強調外交關係真的很重要,縱使許多人說台灣有邦交國也沒有變得更好,但國際現實是有邦交國才有國際法人地位。他提到我們外交上最好的時候是在1969年,有70個邦交國,而那時候的聯合國會員只有120個出頭,我們超過一半。可是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一下子邦交國就剩下30個,後來變成20幾個,李登輝主政的時候又變回30個,可是現在只剩17個,而且有可能還會減少。如果最後連邦交國都沒有了,那台灣的國際法人地位所受到影響是不可想像的,而且會影響到我們最寶貴的免簽,屆時臺灣的國民就走不出去了。

整場演講的主題與內容雖然嚴肅,但王大使對照著銀幕上的圖片,以輕鬆且幽默的語氣詳述他個人42年的外交生涯,講到許多不為人知的外交秘辛時,都令聽眾時而莞爾微笑,時而發噱大笑。但當學生問到前陣子駐大阪辦事處蘇啓誠處長自殺身亡的憾事時,王大使變得語重心長,他以同理心指出,現在臺灣外交處境讓所有駐外的專業外交人員壓力都極大,他們知道「台灣期盼所有外交人員都恪盡其責」,因此他希望政府的任何高層應該多體諒及關心優秀且辛苦的外交人員。

其實在蘇啓誠不幸事件發生的當下,我就請教曾擔任外交官的一位長輩,他很感概地告訴我,台灣面對大陸强力的外交打壓,資源已顯得非常薄弱,政府以政務官派任駐外官員雖屬正常,但最忌諱派任沒有能力卻領高薪的政務官,而且最怕那種遇事就只會推諉及苛責下屬的政務官,因為那不僅會破壞長久建立的外交文官系統,更會嚴重打擊專業外交人員的士氣及對國家的信心。這讓我想到王大使在演講開始所提到的一句名言,我將它改為「在兩岸的外交戰役中,台灣從來沒有那麼多的人為這麼少的駐外人員虧欠那麼多」,由衷地向所有與王大使一樣為台灣犧牲貢獻的專業外交人員致敬。
 【大華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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