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在中國爆發近一年，學者認為，回顧官方處理模式，採先封閉圍堵再由外部「對口支援」，加上集體主義下犧牲小我的思考邏輯，讓中國的防疫模式宛如「新瓶裝舊酒」。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今天以視訊方式舉辦第49屆台美當代中國大陸國際研討會，主題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大陸基層幹部的訓練與管理」。

研討會中，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王惠玲及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慧榮，共同就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到今年的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指出，危機是北京當局強化國家對社會控制的機會。

他們指出，對北京當局來說，每次危機都會產生相應的新方法來解決問題，而這些元素不斷累積後，就成為強化社會控制的工具。在這波武漢肺炎疫情中，當局開發的「健康碼」就成為搜集民眾個人資訊的工具。

擔任引言人的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會後接受中央社採訪時進一步指出，僅管歷經SARS疫情，但在武漢肺炎疫情剛爆發時，官方在預防上徒有機制，「但沒辦法有效果」，究竟問題根本為何，仍有待深究。

不過寇健文認為，官方後期在「抑制」疫情上確有成效，主要是疫情爆發後，用強硬手段防疫。然而「技術是新的，方法是舊的」，如封閉武漢等疫情重災區後，再集中資源馳援，跟2008年的汶川地震無異，都是「對口支援」模式。

寇健文提到，中共體制就是「集體主義」，官方處理疫情不需考慮人權問題。雖然上述防疫方式管用，但也對隱私、人權造成傷害。對民眾來說，危機來臨時犧牲個人，長期以來已深化到他們心中，只不過前提是「這個人不是我，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