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六四時代 野百合世代對中國有更多思考觀察

「六四」事件轉眼過去35年，看在同一年代的台灣野百合學運世代眼中，他們對「六四」記憶猶新，對當今台灣如何面對中國，乃至於對後繼的、且都涉及中國因素的太陽花及青鳥運動，都有更多過來人的思考和觀察。

回顧1989年的中國學運及1990年的台灣野百合學運，野百合參與者不否認，89學運及「六四」對野百合學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只不過，89學運最後以「六四」事件的悲劇收場；而野百合學運卻成功觸動了台灣的民主化浪潮。兩者的結果，不但天差地遠，更把台灣與中國，帶往截然不同的方向。

更何況，89學運及野百合學運，青年學生都是主角。但「六四」事件後，89學運的領導人物不是鎯鐺入獄，就是流亡海外；而野百合學運的不少要角，如今多已在中央及地方政壇頭角崢嶸，或是向民間成功轉型。

野百合要角、立法委員范雲回憶，「六四」發生後，她就讀的台大校園裡掛滿了聲援的布條，畢業生要想找塊沒掛布條的地方拍照，都很困難。但當時威權主導下的媒體對「六四」大幅報導，卻扭轉了台灣社會對學運保守看法，有利於野百合學運的發展。而89學運的象徵物「自由女神」，便轉換為象徵本土精神的「野百合」，成為時代象徵。

兩岸同一時期的學生運動，卻以不同結果收場，讓另一位野百合要角、專欄作家周奕成，頗為感慨。

周奕成認為，同是學生運動，野百合可說是時任總統李登輝啟動台灣民主改革的「扳機」；但「六四」卻讓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被壓抑至今，長遠來看並不利於中國。如果中國政治體制當時能走向開放，這30多年來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以及與全球的關係，並不會比較差，可能反而會更好。

35年來，台灣和中國朝著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各自出現了不同的政治及社會矛盾，卻又相互影響。結果，中國民眾的聲音被壓制到十分微弱；台灣卻在這些年內，先後在2014年爆發了都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太陽花運動」，以及不久前的「青鳥運動」，讓外界不免把兩岸35年來這4場運動拿來作比較。

同為野百合要角的嘉義縣長翁章梁表示，學運等社會運動的背後，必然是矛盾的累積，「不是想發動就能發動的」。野百合的年輕人，爭的是國會改選破除威權；太陽花的年輕人，抗議的是中國產業入侵台灣；青鳥的年輕人，抗議的是立院藉擴權行政治鬥爭；至於中國89學運，則源自對貪汙腐敗的不滿；這4場運動，都與國家社會存在的矛盾有關。

范雲則注意到，台灣的這3場大型運動都有「中國因素」。野百合運動的中國因素，是當時台灣與現實嚴重脫節的「中國法統」；太陽花運動的中國因素，是「服貿」可能隱藏著中國對台灣的經濟控制，進而擴及政治；至於青鳥運動的中國因素，則是對中國勢力滲透國會的擔憂。性質上，太陽花和青鳥是「守護民主」，野百合及89學運則是「爭民主」。

35年過去，面對逐漸遠離人們記憶的「六四」，范雲認為，畢竟「六四」距今已經遙遠，加上中國年輕世代在資訊封鎖下更對「六四」感到陌生，各界應該要找出「轉化六四」的方式，像是多多關注中國的各種社會議題，由下而上產生連結，並聲援香港、西藏等人權議題，把一連串微小行動有效連結起來，才能產生力量。

除了紀念「六四」及關注中國民主運動，周奕成指出，面對如今日益強勢的中國，當政者除了謹慎行事避免衝突外，也要讓台灣堅持站在普世價值的一方；至於一般民眾，無論兩岸如何交流，都應該有明確的國家意識，畢竟台灣有自己的憲政體制及民主人權價值觀，這一國家意識及價值觀，是人們必須捍衛的底線。

翁章梁則認為，台灣民眾應分開看待中國民眾和統治階層。中共統治階層對台灣無疑是有敵意的，但中國民眾是能交流的對象，進而讓他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台灣，增加對台灣的了解和理解。長此以往，台灣對中國還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