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之父」認中國崛起體現在「奧運成績」:成美國全方位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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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王CTWANT] 巴黎奧運11日正式落幕,中國金牌數與美國打成平手!對此,提出「修昔底德陷阱」1詞的哈佛甘迺迪學院(HKS)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在美國外交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Interest)撰文分析,中國從過往的無名小卒,竄升成為美國在奧運會上的主要競爭者,而這也反映出該國在經濟、科技、軍事,乃至於體育等,幾乎所有領域的崛起,成為21世紀美國的決定性地緣政治對手。不過,若美中2大強權最終進入「以全面戰爭為結局的修昔底德式競爭」,雙方都不可能獲勝。因此2國的政治菁英必須找到既競爭又合作的大國關係。
曾擔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國防特別顧問、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國防計畫助理部長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父艾利森,9日在美國政治與外交雜誌《國家利益》上,以「中國vs.美國:地緣政治奧運會」(China vs. America: TheGeopolitical Olympics)為題撰文指出,就像當今世界上大多數領域的競爭一樣,本屆奧運會僅有2個超級大國斬獲了最多數量的金牌:中國和美國。
艾利森感嘆,「中國從1個無名小卒,竄升成為美國在奧運會上的主要競爭者,而這也反映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崛起,該國也成為21世紀美國的決定性地緣政治對手。」直到40年前,中國還從未在現代奧運會上獲得過獎牌,中國的首面獎牌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獲得的。20多年後,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贏得了48面金牌,而美國則獲得了36面金牌。此外,在2021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上,美國隊奪得39面金牌,總獎牌數則為113面,而中國隊則拿下38面金牌,總獎牌數為89面。
艾利森回憶,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他曾和哈佛大學社會科學院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所領導的哈佛學者小組,受命為新政府過渡團隊準備1系列報告。具體而言,他們的任務是「記錄過去20年中,美中1系列競爭的實際情況」,而這麽做的目標在於,提供1個客觀的數據庫,以便政策制定者重新評估應對中國挑戰的根本性戰略。
上述報告深入探討了美國和中國在5個核心領域的競爭:經濟、科技、軍事、外交和意識形態。每項研究都確定了評估該領域競爭的標準和指標,以及每個主題可用的最佳資料來源。每份報告都對21世紀前20年發生的未來情境做了總結,並對每個國家2020年的國情做出了坦率的判斷。
艾利森指出:「5份報告的結論都是相同的:1個本世紀初還看不到我們車尾燈的國家,未來將與我們並駕齊驅,在某些情境下,甚至超越了我們。」艾利森指出,雖然美國情報機構仍然心不甘情不願地堅稱中國「是日益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increasingly near-peer competitor),不過這是1個過時的錯誤認知。如今問問奧運賽場上的運動員,他們會告訴你,中國必須被視為1個「全方位齊平的競爭對手」( full-spectrum peercompetitor)。
艾利森也分析:「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FBI)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採用的衡量國民經濟的最佳單一標準,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根據FBI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為31.2萬億美元,而美國則為24.6萬億美元。
許多美國人發現這與他們根深蒂固的認知完全相反,以至於他們根本拒絕相信。他們堅稱,根據市場匯率衡量經濟的傳統標準,美國仍然是第1。他們還反駁,中國的公民人數是美國的4倍,因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遠遠落後。但在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的過程中,中國已經取代了其競爭對手,成為世界第1大貿易國、世界最大的製造工廠,以及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艾利森表示,美國仍然位居先進科技的最前沿,而且隨著美國人工智能公司不斷發展,未來10年可能更為關鍵。雖然美國目前對先進半導體和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阻礙了中國的發展。但在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等下一代綠色技術方面,中國已確立了主導地位,至少在未來10年,西方的綠色轉型發展將亮起紅燈。
而在軍事競爭中,美國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艾利森認為,美國作為全球軍事超級大國的地位仍然獨霸全球,在幾乎每個大陸上也都有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的盟友和基地網路。然而,中國現在是一個相當棘手的軍事對手。
尤其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系統改變了中國周邊地區的軍事遊戲規則,包括台灣地區、南海和東海;在美國國防部對台海衝突的兵棋推演中,中國更以18比0取得勝利。艾利森還引用了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Mark Alexander Milley)將軍的名言:當「『所有底牌都掀開』時,美國在國防開支上不再贏過中國。」
艾利森進一步解釋,1996年,中國國防預算僅為美國的1/30。到202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的支出超過美國支出的一半,且有望與美國持平。此外,中國可以用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中國每名現役士兵的開銷成本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儘管中國的核武庫比美國小得多,但其核武力量已確保能「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
因此艾利森以奧運會做比喻,提出5個值得進一步反思的要點。
首先,艾利森認為正如傳統的奧林匹克宣言所說的那樣:「更快、更高、更強」。競爭促使對手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而且如同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言,對於專注競爭優勢和貿易的國家來說,他們的競爭會創造出更大的蛋糕,讓每個國家都可以分到更大的一塊餅,「用習近平最喜歡的1個詞來說,就是『雙贏』。」
其次,正如奧運會為人熟知的那樣,每個項目只有1個人能拿到金牌。大多數人永遠不會進入勝者的圈子。所以,從一方面看,任何有資格參加比賽的運動員都是奧運會選手,都可以說是贏家,但另一方面,這些贏家裏的大多數人,將成為獎牌競賽中的失敗者。在賽局理論中,雙贏的經典案例是獵鹿:兩個人只有通過合作才能捕獲到鹿。但此後,他們必須決定如何劃分所得,在一場零和遊戲中,一方的份額越大,另一方的份額就越少。同樣,在生產電動汽車或半導體等貿易產品時,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建立主導地位,它就擁有可以影響其他國家的權力。
第三,中國外交官經常否認美國所謂美中2國是競爭對手的看法,但在體育領域,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熱情而堅定的競爭者。儘管大陸前外交部長楊潔篪指出,中美「應該開展雙贏合作,而不是敵對競爭」;前外交部長秦剛還聲稱,美國所謂的「競爭」不過是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壓;現任駐美大使謝鋒也強調,中美競爭應該像馬場競賽,而非摔跤比賽。但艾利森認為,習近平本人就是拳擊手,而正如習近平所言,在拳擊運動中,「耐力、力量、場上的控制」是最重要的。
第四,雖然奧運會本質上事關民族自豪感,但在核心地緣政治競爭中,GDP、技術領導地位、軍事力量和外交實力會影響國家安全,甚至生存覆滅。包括艾利森本人在內的美國人都認為,美國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國際安全秩序,且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凡的時代,並在此後幾十年間,一直是該秩序的維護者。這種前所未有的「長期和平」提供了穩定,讓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80多億人,在收入、健康和福祉方面,都比史上任何其他時代有了更大的增長。然而,中國的迅速崛起正在挑戰美國在各領域的霸權地位,這是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競爭,而艾利森也提醒,歷史上大多數的修昔底德式對抗最終都以「戰爭」畫下句點。
第五,正如2021年東京奧運會口號說的那樣:「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非常類似,雖然美國和中國注定是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對手,但雙方都無法逃避1個事實,那就是他們的競爭是由雙方面臨的生存挑戰所決定的,如果缺乏對方的合作,雙方都無法獲勝。如今,兩國都擁有核武庫,如果爆發全面戰爭,雙方都有能力將對方從地圖上抹去。
艾利森也舉例:「這2個經濟體是如此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若兩國當初都沒有采取協調一致的刺激措施,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就會演變成一場全球性蕭條。」,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美國和中國都並未面臨1場真正的經濟崩潰,但艾利森表示,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助長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崛起,並最終點燃了第2次世界大戰,我們都不想再看到類似的悲劇重演。而且,預防流行病、全球恐怖主義等跨國威脅,以及核武器擴散的危機,也需要美中雙方的協調與合作。
艾利森因此拋出疑問:「中美能否既是激烈的競爭對手,也是認真的合作夥伴?難到這些不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嗎?」在一個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二元對立世界中,似乎一定要有1個人戰勝另1個人。然而,商界領導者經常會選擇「合作性競爭」(co-optition)。例如,蘋果和三星在銷售高端智能手機方面是殘酷的競爭對手,但誰是蘋果手機零組件的主要供應商呢?答案正是三星。當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Timothy Donald Cook)被問及此事時,他回答:「生活是很複雜的。」
美國和中國政治菁英能否找到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呢?艾利森表示,拜登政府認為,其「競爭共存」戰略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一大步。去年11月的中美元首峰會曾提到了競爭(competition)、溝通(communication)與合作(cooperation)的3C概念,在竭盡全力擊敗對方的同時,雙方還保持開放的管道,在最微妙和危險的問題上進行定期、坦誠的私下溝通。不僅包括2國元首及其信任的國家安全顧問之間的對話,還包括內閣官員和軍事領導人之間的類似會議。此外,2國還在台灣、氣候變遷、芬太尼、貿易等議題上,以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方式進行合作。
艾利森文末也引用美國知名作家菲茨傑拉德(F. ScottFitzgerald)的名言:「衡量一流智力的標準是,能夠在頭腦中同時持有2種相反的觀點,並且仍然保持大腦的正常運轉。」艾利森補充:「我們必須希望,像政府這樣複雜的機構,能夠經得起住這項考驗——並且在未來幾十年中都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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