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爾瑪」紀錄荷蘭女子在文革悲劇 作者：歷史紀念碑

荷蘭作家卡羅琳?維瑟形容她的著作「色爾瑪」是一個「歷史紀念碑」，不僅是色爾瑪一家人的故事，更是一段不容在中國被記憶的家、國歷史。該書首本譯本去年底在台灣發表，是作者、也是色爾瑪子女的期望。

「只有當受害者的名字被紀錄與紀念，記憶才可能繼續被記憶」來台灣參加台北書展的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19日接受中央社訪問時這樣說：「這本書就是色爾瑪的紀念碑」。

維瑟今天下午3時也將在台北國際書展的黃沙龍舉辦講座，主題為「文革中的荷蘭囚徒—作者卡羅琳談《色爾瑪》」。

色爾瑪（Selma Vos）1921年出生於荷蘭，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屠殺讓她失去母親和許多家人，她與父親到處躲藏得以倖存。色爾瑪二戰後前往英國劍橋唸書，認識中國籍丈夫曹日昌。曹日昌在劍橋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色爾瑪結婚後，1950年攜妻兒回北京。

在劍橋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的曹日昌回中國後成立中國科學院心理所，色爾瑪也曾在外貿學院和新華社貢獻語言專業，兩人滿心期待將自身所學貢獻給解放後的新中國。但這個願望落空了，他們1968年在文革時期分別遭監禁、迫害、最終殞落。

被遺落的回憶：兒女講出色爾瑪的故事

如同書的副標題「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毛澤東囚徒」，色爾瑪一生充滿悲劇性轉折。而維瑟是因色爾瑪的兒女曹增義（Cao Zengyi）、曹何麗（Cao Heli）找上她，才得知色爾瑪的故事。

維瑟說，她2008年首度聽到色爾瑪的經歷，2012年開始閱讀色爾瑪與她荷蘭父親的書信、訪談曹家親友、研究當時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傳記、也多次與曹家兄妹一同前往中國實地探訪。

曹增義、曹何麗在父母過世後、各自經歷下鄉，1979年離開中國，定居荷蘭，至少經過4分之1世紀才再次踏上中國土地。如今邁入古稀之年的他們，直到退休後才主動接觸維瑟，不只因為那時才有時間，也是因為回憶過去對他們而言是需要全力面對的艱鉅任務。

對曹增義、曹何麗而言，談起那段歷史是一種「情感上的煎熬，他們必須不斷回到過去、去挖掘深處的記憶」維瑟回憶起她與曹氏兄妹訪談的過程。

這本書的中文版譯者那瓜（Nakao Eki Pacidal）因需核實大量中文語境的用字遣詞，與曹增義、曹何麗有多次交流。旅居荷蘭的那瓜是台灣阿美族原住民，她日前接受中央社視訊訪談表示，對他們而言，中文是最親近的語言，在中文的語境裡，有時會有「太貼近自己內心的東西」，衝擊比荷文更大。

那瓜指出，曹增義、曹何麗選擇直視過去，因為他們事發多年後曾詢問當年科學院宿舍鄰居、童年友人，發現沒有人試圖紀錄這段歷史，「他們不希望讓這個事情就這樣淹沒過去了」。

1968年心理所4名所長中，有3人受紅衛兵整肅、最終因不明原因或不同病因死亡，包括因肝癌且缺乏適當醫療而最終病死的曹日昌。

色爾瑪1968年3月從家中被帶走，最後一次與曹增義、曹何麗見面時，她舉止僵硬也沒說話，關押5個月後傳來她「逃避懲罰」的消息。當年的「逃避懲罰」指的是自我了結生命。那瓜說，從沒有人告訴曹氏兄妹，母親是怎麼走的，最終色爾瑪的骨灰也沒留下。

紅色恐怖：色爾瑪一家的文革見證

這本書也是色爾瑪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紀錄，包括他們當時住在貝勒府（中國科學院的宿舍）、在北戴河旅遊，以及收到色爾瑪父親從荷蘭郵寄物資的雀躍。

書也具體而微地描述文革氛圍、讓人無所遁形的恐懼與不安。中國共產黨不斷進行「運動」，反右整肅曾使色爾瑪一位鄰居的丈夫失去性命，全國性的大躍進也造成物資極度匱乏。

色爾瑪一家人則是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嚴密監視和指導，導致曹日昌無法盡興與外國學者交流（他必須向黨提供完整的對話翻譯稿），專業受到踐踏。

色爾瑪的外國友人圈也未能免除被黨監視的恐懼，其中為中共服務的外國人包括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他是加入中共的美國學者，長期積極為中共對外宣傳。

「對於作為中國政府的間諜，他（李敦白）在自傳中表示感到自豪」維瑟說。「色爾瑪每當到友誼賓館找外國友人，都相當害怕李敦白。」

在文革時期，色爾瑪有時須仰賴出國的外國友人幫忙寄信給她的父親，以擺脫黨的審查。

色爾瑪曾在信中告知父親，曹日昌在1966年已經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也被迫轉當清潔工。在最後一封給父親的信中，色爾瑪預祝他生日快樂，不久後她就被抓走，與家人永別。

其實，色爾瑪1966年曾離開中國，回荷蘭探親5個月，此行雖讓她重新取得荷蘭護照（1964年前荷蘭女性如與外籍男性結婚，就須放棄荷蘭籍、歸化為丈夫國籍），卻戲劇性地因中、荷關係不睦，無法以荷蘭護照取得中國簽證，使得她回中國須拿中國護照入境。

維瑟說，外國公民在名義、法律上有外館的某種保護，色爾瑪意外無法以荷蘭護照入境的轉折，使得她與其他外國家庭形成了最為致命的差異。

面對過去錯誤學習記憶歷史

1978年曹日昌的骨灰被安置於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在安厝儀式上，與中共合力拉倒曹日昌的心理所人員竟也受邀，心理所日後甚至稱此為「平反」。色爾瑪的名字則是遲至2011年，才在一本心理所出版的曹日昌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出現。

維瑟說，如果說中國對過去的作為有所反省，常常也是「抽象」的。例如紀念文集將曹日昌和色爾瑪在文革的悲劇歸咎於「錯誤路線」、已然倒台的「四人幫」、「把學術爭鳴與政治運動混淆的偏差」、「整個中國人都有責任」，並要迎向「更美好的明天」。

那瓜說，曹增義不認為曹日昌有被「平反」，因為沒有任何官方檔案有他被平反的紀錄。

維瑟則說，要確保歷史流傳下去，必須永久記錄受害者姓名，以荷蘭近年落成的二戰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碑為例，紀念碑紀載至少10萬名受害者姓名，包括色爾瑪的母親赫麗葉（Grietje Vos-Klastser）。

這本書2017年以荷蘭文出版，維瑟雖有簡易未出版的英譯版，去年底在台灣出版的中文卻是第一本譯文版本。這也是色爾瑪兒女的心願，因為講述文革的傳記幾乎不可能在中國出版，台灣是唯一的選擇。維瑟甚至願意承擔翻譯稿費，降低出版成本。

維瑟說，曹氏兄妹向她說出媽媽的故事，因為他們認為，「人們需要學習歷史，過去發生的錯誤必須被記錄和紀念。許多人在毛澤東號召的運動下死去，卻沒有任何紀念碑記憶這段歷史」。

曹氏兄妹在歐洲生活，曾造訪猶太紀念館和紀念碑，相較之下，中國卻對過去錯誤的歷史毫無表示，「如果過去的錯誤不被正視，如何走向未來？」維瑟說。

那瓜說，曹氏兄妹曾告訴她，台灣如果不了解中國怎樣走到今天的歷史，對台灣很不利，台灣讀者應該要知道中國的真相，約60年前發生的文革迫害是到今天都還沒有被承認的事情，這個政府沒有改變過，「以前做得出那個事情，今天也可以做得出來」。

維瑟得知台灣也試圖對過去威權時期的國家暴力進行反省時表示，很高興見到台灣「有望向過去的勇氣和動力」。

「我認為這與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有關的」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