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最潮事務所 台籍建築師搭橋改造台灣公共空間

台荷交流400年（3）

（中央社記者田習如鹿特丹24日專電）在荷蘭走進觀光客必訪的鹿特丹市場（Markthal），巨型馬蹄外觀和整片拱頂鮮豔彩繪都令人讚嘆；鏡頭轉向台南「河樂廣場」，下凹式重現早年運河的露天親水廊帶，讓人難以想像這裡曾破敗20多年，一度被認為是當地治安毒瘤。

這兩處相距9600公里的公共空間活化案，都來自國際知名的建築師事務所MVRDV。在這家新潮事務所的鹿特丹總部裡，有3名台灣來的建築師，落腳多年的他們除了參與其他跨國案件，也成為連結荷蘭設計與台灣空間的橋梁。

擔任MVRDV台灣總監的廖慧昕於2002年到鹿特丹的建築學院深造，當時台灣建築系師生多數留學美國，但她「想看不一樣的世界」，並對1990年代荷蘭建築強調功能性設計的SuperDutch風潮感到好奇，畢業後便在此成家立業。

另一位台籍員工廖期逸曾在台灣建築界工作數年，2016年來到MVRDV後，被荷蘭建築規劃的社會性所吸引，「包括對工人、對一般居民的住宅權利這些東西，很早就反映在他們的建築設計上面，很上軌道地把社會性融入到建築裡」。

在美國、法國念建築的鄒蘅則直率地笑說：「我是為愛來到荷蘭。」鄒蘅在2011年隨男友返鄉，體驗過不同國際社會的她，對荷蘭人的行事風格別有心得。

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話題從鹿特丹市容變化，一路聊到荷蘭人的溝通效率，乃至校園裡的「6分哲學」人才養成環境，從中看到各面向的荷蘭式務實。

廖慧昕剛來時對鹿特丹的治安不良印象深刻，但20年來這個城市快速改造，許多新穎建築成為地標，被喻為「設計之都」。

她觀察鹿特丹城市建設規劃的延續性比較強，或許因為市長不是民選，不會因政治立場而人亡政息，規劃調整聽從專業，若發現某區域的開發過於單一，也願意檢討修正，改變建築功能或用地屬性的彈性較大。

鄒蘅舉鹿特丹市場為例，這個設計案一大挑戰是防火系統要求限制了創意。「荷蘭人的務實是說，他會去想這個法規為什麼那樣訂。它的原因是希望發生緊急事件的時候，人可以被救出來；所以設計溝通時會看到這個點，看問題的本質，而非只看法規文字。」

市政府後來評估同意MVRDV團隊的防火設計，包括挑高設計搭配頂部通風井來取代防火閘門、前後兩側的大面積玻璃帷幕以單層設計，讓消防車必要時可直接撞破而入，用解決事情本質的方式換得設計彈性。

廖慧昕說：「如果你跟荷蘭人說什麼事情不可以，他一定會問你為什麼。他們還滿願意去挑戰原則，但他們那個原則本身又可以收納很多不同人的意見。」

鄒蘅表示，荷蘭人決策之前會花長時間、經過非常大幅的討論，盡量設法納入相關單位，因此較少發生重大錯誤。大家討論協商之後的規劃「可能不是最佳解，卻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

廖期逸觀察到的面向是，過去鹿特丹都市規劃的討論多是關切治安問題，如今會討論是否過度仕紳化（gentrification，或中產階級化）。因為改造經濟較差地區、開發提供新住宅，讓新的中產階層進去後，就會漸漸聽到輿論探討雖然社區變好、變漂亮，卻擠壓到原來的社群、出現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他說：「像這些社會性的議題，就可以看到在表面的、現代化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很完整、滿健全的反省跟討論。」

荷蘭人的務實溝通也讓他們感受深刻。鄒蘅舉例，她今年參與MVRDV設計台北國際書展荷蘭館期間，一位與各國來賓接觸經驗豐富的翻譯家為書展翻譯後，就在臉書發評語「荷蘭人不講廢話」。

廖慧昕以MVRDV設計改建台南新化果菜市場為例，提案概念是要讓整片屋頂像梯田一樣拿來種菜，但台灣公共工程慣例是在建造階段並未納入未來營運使用單位，所以設計構想不見得能實現。

她表示，當時台南市府人員一度覺得，那就不要屋頂綠化了，反正旁邊都是田地；但荷蘭團隊不想砍掉最在意的設計重點，所以說服業主採取屋頂先種草的折衷方案，保留將來可改造成梯田的機會。

廖慧昕說：「那個案子讓我看到荷蘭的文化，就是我們可以理解台灣業主的觀點，但我們也不想要完全就被放棄（創意），在協調過程中找到平衡點。」

廖慧昕指出，MVRDV有來自約40個國家的員工，荷蘭的同事平均來說「台風很穩」，即便年輕實習生都可以侃侃而談並有幽默感。從職場溝通到業務談判折衝技巧，是從小教育鼓勵發言、與同學合作的環境養成。

她說，荷蘭人念小學時就要上台簡報，小學不打分數也沒有排名，只有一個曲線表呈現學生在各科目的落點。「對他們來說，老師、家長比較在乎小孩子在學校有沒有辦法交朋友、有沒有被邀請去生日派對」，因此從小養成溝通、社交能力，加上不在群體裡被比較、衡量，而是追求自己的進步，所以較有自信，接受失敗的韌性很大，創意和創新產業蓬勃。

鄒蘅對荷蘭人溝通能力的觀察是「你很少看到失控的荷蘭人」，再激烈的話題也能維持成熟理性，她認為這種游刃有餘的文化來自「6分哲學」。在荷蘭，中學、大學的分數以10分滿分、6分及格，「大家覺得其實拿6分是最優秀的」，因為這代表這些人生活過得多彩多姿，學業也能剛剛好過關。

廖慧昕指出，在荷蘭街頭可以看到年輕人快樂地鋪馬路，不像東亞社會要好成績、好職業、好收入，這裡沒有大家必須要去追求的社會框架。「我們的成功比較會有固定的形象，他們的成功比較沒有標準面向；成功可能代表生活很好、嗜好跟收入有很好的平衡。」

3位建築師觀察荷蘭的務實文化，或許源自與海爭地的環境挑戰下，必須務實、彈性地解決基本需求的痛點，而非像南歐義大利建築那樣有餘裕做華麗細緻的裝飾。

台灣社會文化同樣被喻為務實、彈性，來自環境的困難挑戰也沒少過，但從社會框架到空間設計創意、美學，卻與荷蘭大不相同。

廖期逸認為，差別在於荷蘭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想事情的方式和生活環境都滿有自信。「荷蘭人跟你講荷蘭這個國家，我聽到的說法是滿一致的，而台灣還在重新尋找自己的認同，不管是歷史記憶或生活方式、美學品味，台灣都還在轉換的過程當中。」

「外國人在台灣可能會覺得被特別的眼光看待，但我們在這邊身為外國人，不會受到這種特別眼光，工作上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所以滿舒服的。」廖期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