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專欄】大罷免內鬨：民粹狂歡的必然結局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大罷免運動走到今天，留下的不是民主深化的紀錄，而是一場令人尷尬的內鬨。原本自詡為「民主監督者」的罷免團體，竟然在發起人之間爆出互相攻訐：閩南狼公開批評八炯沉迷於研究納粹群眾動員，質疑他以極端手法操控支持者；八炯則反擊，聲稱那只是自嘲。表面上看似茶壺裡的風暴，實際卻揭露了一個殘酷的真相——這場運動從未建立在理性與理念之上，而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情緒狂歡。

罷免制度本是孫中山設計的民權機制，目的在於制衡失職政客，保障民意得以即時表達。然而今日所見，卻是罷免團體徹底偏離制度初衷，「無差別」的剷除，無異於將罷免當成政治報復的工具。團體領導人無心於政策辯論，更無意於提出理性主張，他們追求的是群眾的激情與怒火。他們要的不是思考，而是動員；不是辯論，而是跟隨。在這樣的氛圍裡，支持者被視為可以隨時操弄的棋子，而不是民主社會中應當受到尊重的公民。

這種操弄的手法，令人不禁聯想到歐洲曾出現過的極端模式。領導人自以為擁有駕馭群眾的天賦，便開始研究納粹式的群眾動員，靠口號、靠激情，把群眾推向情緒的邊界。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對台灣民主的真實威脅。當政治只剩下對情緒的操控，那麼制度與憲政秩序就不再被尊重，台灣民主的根基也將被侵蝕。

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十九世紀便警告過「多數的暴政」。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他清楚指出，若民主只依靠激情與多數暴力運作，最終會壓制理性與少數聲音，摧毀民主本身。今天我們在大罷免中看到的，正是這種危險的苗頭。所謂「人民的憤怒」被當作神聖的力量，卻從未被要求接受理性的檢驗。

同樣，德國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也提醒世人，極權往往並非一夕之間誕生，而是來自群眾在混亂情緒下被動員。他們以為自己在參與政治，實際上卻逐步交出了自由，成為被操控的群體。大罷免的情緒式操作，恰恰重現了這一危險路徑。當群眾只求情緒出口，而不問是非、不查真相，那麼民主便不再是自由的保障，而會逐漸轉化為壓迫的工具。

更令人遺憾的是，台灣民主發展至今，竟仍有不少群眾願意甘心被操弄。他們不要求事實，只追隨口號；不在乎政策，只追逐激情。他們以為這是行使公民權利，卻不知自己早已淪為民粹動員的工具。這種現象，不僅暴露出罷免運動的虛妄，也讓人痛心於台灣民主仍存在這樣的脆弱與後退。

真正的民主監督，需要的是透明、理性與制度化的責任追究，而不是街頭式的情緒表演。罷免若淪為政治煙火，不僅無法制衡政客，反而侵蝕社會的信任。所謂「民主監督」不應該淪為「民粹狂歡」，否則不僅不能保護民主，反而將一步步掏空民主。

民主的價值不在於激情的宣洩，而在於責任的落實。情緒或許能短暫煽動群眾，但最終摧毀的將是制度、是理性，也是民主自身。大罷免團體的內鬨，不過是這場情緒動員走向瓦解的縮影。然而更深的警訊在於：如果我們繼續容許這種操弄群眾的民粹邏輯橫行，那麼台灣民主可能將在狂歡過後，走向衰敗與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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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陳柏源-閩南狼pyc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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