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代同行 崔愫欣的反核人生

環境資訊中心記者 鄭伊琇、吳宜靜報導

時值溽暑，台北盆地更是被蒸濕得有些難耐，冷氣壓縮機轟轟作響，抵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位在羅斯福路五段某棟大樓裡的辦公室，崔愫欣已經開好空調等待受訪。

崔愫欣是現今台灣的反核大將，1990年代末期，她在反核運動的低潮期加入社運社團，開始接觸社會議題，然後開始在貢寮拍攝紀錄片《貢寮，你好嗎》，講述貢寮居民的反核歷程，也自此開啟了對環議題的關注。

想要認識真正的社會？去NGO好了

「為什麼妳會選擇加入非政府組織（NGO）？」假想崔愫欣已經回答這個問題不下百次，但她說起這段歷程，仍是有滋有味。大學時期，她已經進入現在任職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擔任志工，幫忙畫海報、打字，也加入環境運動現場的田野調查。「我因為正義感而選讀法律系，希望法律能在不公不義的事情上發揮它的作用。」




進入環保運動的田野，直接接觸到環境運動的當事者。她將自己浸泡在環境運動的場域裡，看事情的角度也因而轉變。「以前看到媒體報導環境抗爭的時候，我總覺得『這些人是怎麼搞的？』，責怪他們在破壞社會秩序。」走入現場，她才發現：原來當地居民是經歷許多的過程，可能面臨家園被不當開發，也或者是他們的意見被漠視。短短幾分鐘新聞報導的背後，事情並不是她想的那樣。「而這就是NGO在做的事，」她發覺，是NGO讓那些的不公義的事情得以透過教育或是資訊管道發聲，若想更認識社會，應該要多多接觸NGO。

從法律系到社會所，半路出家才回到家

社運經驗讓崔愫欣開始對社會學產生興趣，法律系畢業後，她改讀社會發展研究所。當時的主流聲中，經常把經濟與環保當作是兩個對立的概念。認為環境保護總是在阻礙政府或企業的經濟開發，造成受害者與社會大眾的對立。「台灣反核運動從1988年開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其間經歷多次起伏。我參加反核運動是1995年，正逢台灣反核運動的低潮期，社會大眾對這議題早已麻痺了。」反核運動在那時，只剩下「這些阻礙經濟發展的抗爭者」的標籤。

對於所謂的「受害者」，崔愫欣展現出一種看見與同感。她認為社會是在溝通上出了問題，加上受害者的弱勢處境，讓他們在主流社會裡沒有發言的空間。除此之外，她也看出社會運動有其侷限性，一旦沒有更多人為了反核上街頭，就應該換一種表達議題的方式。崔愫欣以一個再肯定不過的語氣說：「當大眾瞭解他們的真實狀況後，態度多半是會改變的。」

除了上街頭抗議之外，她心想：紀錄片或許能達到不同的效果。就讀研究所時，崔愫欣選修了吳乙峰導演的紀錄片課程。「我立刻想到在大學時期參與的貢寮的反核運動，是它讓我決定改讀社會學，是最觸動我的題材。」對她而言，紀錄片是一個很能打動她的媒材──紀錄片導演花費大把時間拍攝，觀眾卻可以坐在觀賞席上，用短短的一兩個小時，就能瞭解事件在線性和立體面上的始末。

紀錄片、影展、募資計劃，隨時代而行的倡議者

花六年時間拍完的《貢寮，你好嗎》在各地巡迴播映，她和紀錄片一起走訪各地，「你若問某人『反核或擁核？』，這就像是在問對方的政治立場般的尷尬、敏感。但是當那個人好好坐下來，花一小時把這部紀錄片看完，瞭解當地人幾十年來如此堅持反核的原因和心聲，通常也就是可以開始平心靜氣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了。」

當人們意識到「有一群人因此而受害」時，便會因此柔軟許多。以紀錄片作為社會運動的工具，反倒讓這個公共政策的討論，變得理性、也容易溝通多了。曾有一位公務員在影片放映結束後，主動對她說：「我在公部門工作時，總覺得這些來抗爭的居民是一群暴民、刁民，很討厭。但看完影片才發現，我不應該用這樣的角度去想所有人。」甚至連台電員工都因此受到感動，不再視反核抗爭是激烈、不理性的事。對於一個環境議題的倡議者兼影像工作者來說，「聽到這個回應，就會覺得一切都值得！」

深知影像的力量，崔愫欣延續《貢寮，你好嗎》的經驗，她所屬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開始策劃「核電影」雙年展，引介各國與核能相關的影片作為環境教育素材，並以映後座談來進行進一步的討論。主題涵蓋核電爭議、核災後續、氣候變遷、空氣污染、能源開發、環境權、人權等。綠盟樂於用影像作為討論公共事物的媒介，她說：「影像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工具。」

2017年，綠盟發起「透明足跡」的募資計劃，在環保團體圈中，無疑又是一次向大眾進行倡議的成功案例。崔愫欣的慧詰靈活，充分展現在工具與媒介的使用上，透明足跡將台灣的空氣污染和水資源污染整合在網站上，利用開放平台、資訊開放與共享的概念，供各地民眾和環保團體使用這些公開資訊。民眾藉由地圖和地址，就能知道附近的工廠的負責人是誰？有沒有偷排廢氣、廢水？是不是曾經被開過罰單？

重要的事，不只要說三次

多年經驗累積，崔愫欣領略到一件事：「相同的事情，要不停重複地說」。她原以為一些「基本知識」大家早都該知道了，不必再費唇舌。但她發現，永遠都有年輕的一代進入社會，永遠都有年輕的一代等待接受教育，「如果不重複地說，年輕一代是不會知道的。」崔愫欣驚覺自己竟然不能奮力「往前跑」，為了影響社會，她必須緩下步伐，把很多基本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新出的一代。她很明確地知道「不停地講下去」，才能讓影響力持續。

節能議題彷彿是一種過敏原，觸動著民眾的敏感神經。而過敏反應就是「節能會影響生活品質」，「節能會導致生活不方便」，「是不是要回到不能用電的遠古時代……」等等錯謬的認知。崔愫欣表示，節能簡單來說就是「更有效率地用電」。儘管很多事例都已證明，在維持現有生活品質下，我們依然可做出對環境友善的事。「就像吸管已有很多替代方案，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但大家還是一味地擔心禁用吸管這件事情。」她所要做的，就是把事情一再重複地說，把正確的觀念一再地傳達。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究竟是兩難還是兩全？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衝突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崔愫欣以環運人的鏗鏘，表示一則可以透過政策研究來探討這件事情；二則，是透過環境教育，讓人們直接體驗環境與經濟之間共舞的可能。對於「NGO要給予民眾正確的資訊去思量」這一點，崔愫欣一直緊守著，「否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衝突根本就是被捏造出來的假議題。」

崔愫欣沒有精神潔癖，也不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得是單選題。不單單能源議題，凡是任何工業文明本來就會付出環境代價，人們要做的無非是選擇代價比較低的那個選項。「我倒想問那些說再生能源或綠能『也都有代價』的人，到底想要選擇什麼能源？而不是在那宣稱環保能源也要付出代價，然後就選了那個代價比較高的能源方案。這是一個邏輯上非常大的謬誤。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是惡的，我們就選大惡那個。」不必要的對立、不明晰的思惟所造成的混亂，在她眼中顯得有點嫉惡如仇。

能源轉型，小市民可以做什麼？

「民眾可以參與公民電廠的投資，投資購買太陽能板，賺取綠電售出的利潤。」崔愫欣說到近年努力耕耘的能源轉型議題，一反在大眾面前向來冷靜的神色，眼神和語氣都開始出現陣陣鮮活閃亮，「反過來，也可以選擇出租屋頂，賺取租金收入。」除此之外，改用節能家電、LED燈具，冷氣保持適當溫度，在室內加裝循環扇，提升冷氣效能等等，都是可行之法。「如果大家都願意做這些『簡單的小事』，甚至用一座城市的規模來節能，集合起來的效益就會很驚人。」




一個人節能，或許有點不明白成效何在，但，如果是一整座城市都這麼做呢？崔愫欣舉韓國首爾為例，2012年首爾推出「省下一座核電廠（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的節能政策，韓國政府以政策帶動社會，靠著節能與再生能源，讓首爾成功省下一個核電廠的能源消耗量。目前，首爾將朝向省下第二個核電廠繼續努力。

「這就是公民力量。」她務實地表示，節電、更聰明的用電不能僅僅是一種溫馨的心靈改革，「因為大家很容易就懈怠了，但是如果眾人一起參與，就能看到意義了。」她主張分散式的能源政策，從社區開始讓改變發生，然後遍地開花。

百萬綠行動，衝破消極不作為

崔愫欣參與「百萬綠行動」發起人行列，鼓勵大眾採取生活環保。她認為這是一個讓民眾具體行動的好機會，目標數量一百萬的活動，不但意味著台灣在國際間具體的參與，也同時意味著同伴感，讓想要過綠色生活的人們不覺得孤單。「這是突破當今人們消極不行動，消弭個人主義的好方法。」

以前，反核運動是追著政府和核電廠打；而今，他們也被核能的擁護者追著打。崔愫欣必須左右開弓，「要邁向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光譜上的任何一種壓力團體都是要存在的。」面對擁核團體，崔愫欣也樂見他們發聲、立論，甚至期待擁核團體採取行動，遊說民眾著手的倡議或是展開申請核廢料放置場址。

反核運動在台灣持續發展著，從街頭抗議到多元方式倡議。綠盟持續仍在政策研究的本業上深耕，提供各種資訊遊說政府，或提供給其他環保團體去「打仗」。作為一位倡議者，必須擁有一顆堅強的心臟，深澳電廠一案，讓很多環保人士深感打擊與沮喪──反核運動走了這麼多年，節能推了這麼多年，政府不發展再生能源，卻要蓋一座火力發電廠。

台灣正值能源轉型的過渡期，崔愫欣的工作戰場越開越多，被減核、空污、燃煤、火力發電、核電廠除役、天然氣、再生能源等關鍵字包圍著。能源議題不但容易泛政治化，也不容易讓一般人理解。崔愫欣的反核人生，一次次地堅強，一次次地受挫。採訪現場，她依舊精神奕奕，字字鏗鏘。

這篇文章 與時代同行 崔愫欣的反核人生 最早出現於 台灣地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