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COP5】「生物信用額度」促自然投資？ 學者：台灣需要生物多樣性基本法

「自然正向」（Nature Positive）成為聯合國《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綱要》協議中，2030年應達成的短期目標，並強調要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企業和金融有不可迴避的責任。國泰金融指出，更多標準化的自然金融商品可形成市場，促進資金的投入，而國際氣候發展智庫（ICDI）理事長邱祈榮表示，台灣生物信用額度發展尚未成熟，由於缺乏法規基礎和通用性的標準，應訂定「生物多樣性基本法」來完成基礎工作。

國泰金控連續四年共同主辦Taiwan COP5，今年更在展場中聚焦自然與生物多樣性議題。國泰企業永續辦公室協理黃靖涵在論壇中表示，自然危機嚴重影響全球經濟，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若不重視生態的經濟活動持續，將導致某些生態系服務崩潰，全球經濟在2030年前可能面臨每年2.7兆美元的損失。

而根據聯合國環境署（UNEP）的報告，每年有將近7兆美元公私部門的資金，流向對自然負面衝擊的部位。實際上投入對自然正向有幫助的自然解方（NbS）的資金，僅有2000億美元，明顯不足。

各項資料顯示，自然正向的行動和自然解方需要更多的投資。「自然解方可以解決許多系統性的問題，」黃靖涵說，世界經濟論壇研究，透過自然正向的系統轉型，每年可有10兆美元的商業機會，創造3.95億個就業機會。

她以中華電信的黑面琵鷺保育行動為例，IoT技術的生態解方需要落地實踐，背後除了資通訊技術，還要有量測、數據分析、現場觀察的人員，以及與金融機構溝通的中介機構、查驗單位等，很多新的工作機會因為這項生態解方而創造出來。

隨著近年生物多樣性議題受到關注，黃靖涵指出，國泰金控在2020年開始加入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組織和倡議，包括環境責任經濟聯盟（CERES）、TNFD、生物多樣性會計金融夥伴關係（PBAF）、Nature Action 100等。呼應今年COP30，國泰也簽署了「貝倫雨林投資者宣言」，透過投資聲明，對政府進行倡議，也推動零毀林的貿易協定系統。

黃靖涵說，「金融機構的投融資可以導引企業往好的方向前進，透過加入這些聯盟，來與企業進行議合，用集體的力量促使企業改變。同時也可以吸收國際上好的經驗帶回台灣。」

國泰近年投入方法學的研究，與台大實驗林合作推動「淺山復育造林生物信用額度方法學」，希望以科學的方法奠定基礎，量化淺山生態復育的效益。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在Taiwan COP5開幕受訪時說，投入方法學是希望能建立基礎，並擴大共鳴，未來以此基礎申請「生物信用額度」（Biocredits）進行國際認證，透過標準化的方式，期待未來成為自然金融市場的開發商品。

李長庚強調，各種自然資源都有機會成為具價值的交易憑證與金融資產，透過民眾、企業與金融的合作，擴大自然行動的影響力，如此能吸引更多資金投入，解決自然投資不足的問題。

然而對於生物信用額度的發展，ICDI理事長邱祈榮在論壇中表示，台灣目前在推動生物信用額度方面，尚未達到成熟階段。他認為要有法規的基礎和金融監管，才是促使企業投入自然投資的誘因，他呼籲台灣應訂定「生物多樣性基本法」。

邱祈榮說，台灣缺乏成熟的基礎框架與通用性的標準，因此目前推的生物信用額度，例如透過某項計畫取得的方法學，容易淪為個案性質，在缺乏法規和驗證標準情況下，這些信用額度無法通用，並且增加法規解釋與應用的複雜性，從目前自然碳匯的審查過程，就顯現出上述問題。

他以英國的「生物多樣性淨增益」（biodiversity net gain, BNG）為例，說明英國已將棲地狀態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和層級，提供了一個框架，讓人了解棲地的現有狀態，以及復育後能提升到什麼階段。

邱祈榮表示， 希望台灣能訂定生物多樣性基本法，來涵蓋各種相關的保育法規，能讓自然相關行動有更穩固的法規基礎，建立驗證標準，將生物信用額度效益整合進來，不僅提供企業遵循的基礎，也是積極投入自然保育的誘因。

此外，邱祈榮強調，企業投入自然解方必須看到計畫的經濟可行性，因此自然解方的原則是計畫必須經濟能夠自主，除了自然領域的生產產值，能夠透過信用額度、生態服務效益來獲得額外的收益，才能永續發展。否則若是企業資金撤出就無法延續，不能稱為自然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