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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6 | i-media愛傳媒

陳朝平》走進東方出版社那塊街廓的時光隧道裡

陳朝平》走進東方出版社那塊街廓的時光隧道裡

【愛傳媒陳朝平專欄】報載,台北市衡陽路2號「公園號酸梅湯」今年3月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6月27日,鄰棟的衡陽路4號、懷寧街96號、98號審議通過,登錄為市定古蹟。

看著這則新聞,我不知不覺地走入了公園號酸梅湯、東方出版社那塊街廓的時光隧道裡,勾起了我幼時、青少年和初入社會時的若干回憶。

且從重慶南路、衡陽街口的東方出版社說起吧。

小學一年下學期、學會了注音符號後不久,爸媽就開始帶著我和弟妹們閱讀有注音符號的書籍,培養我們閱讀的興趣,除了訂閱有注音符號的國語日報外,也常帶我們到東方出版社逛書店、看書、買書。說起來,東方出版社應該算是我窺探中西文學世界的啟蒙之地。

那時,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附有注音符號、用白話文改寫的《世界偉人傳記》、《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國少年通俗小說》。

爸媽和我約法三章,「看完一本、買一本」鼓勵鞭策,不多時,家中的書架上,東方出版社的系列書籍,悉數到位。林肯傳、愛迪生傳、孔子傳,很早就成為我案牘的良伴;三國演義、東周列國誌、封神榜、西遊記,基督山恩仇記、王子復仇記、乞丐王子,這些中外名著,也常伴著我進入夢鄉。

些許是這些改寫的世界名著、通俗小說,喚起了我閱讀原著的興趣。小學四年級時,我便開始閱讀翻譯的全本世界名著和「大字足本」的中國章回小說。前者如《戰爭與和平》、後者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岳傳》等。不過,爸爸不讓我看《紅樓夢》和《金瓶梅》。爸爸說,紅樓夢頹廢、金瓶梅淫穢,都不適合小孩閱讀。

民國54年秋天,父親生意遭挫,舉家搬遷到通化街,我轉學到東門國小,加入升學競爭的行列,和東方出版社的緣分,暫告中輟。初中三年,除了課後還會翻閱幼時看過的東方出版社的書籍外,假日忙著學打籃球,寫日記周記、練毛筆字,再加上住家離重慶南路甚遠,逛書店的機會越發少了,更別說去探望東方出版社這位老朋友了!

高中聯考,我僥倖考上建中,媽媽的高中同學汪麗娟阿姨以獎勵為名,聘我當家教。汪阿姨住在今天的建國花市旁,每逢家教的日子,建中課後,我就從南海路步行到重慶南路衡陽路口、東方出版社旁邊那兒,搭乘20路公車去汪阿姨家當家教。就這樣,我和東方出版社,得以再續前緣。

家教的時間是傍晚6點半,建中4點多下課,漫步到東方出版社,距離家教時間還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多半駐足東方出版社翻閱書籍,那時段,剛好也是北一女放學的時刻,綠衣黑裙的北一女生,鶯鶯燕燕,嘰嘰喳喳,當然也會吸引我眼角的餘光,青春正好,自我陶醉,姑且當作「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新解吧!

不知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還是「相逢自是有緣人」?上大學後,在政大的校園裡,遇見也認識了許多似曾相識的女生,搜尋記憶庫,忽然想起,咦?她、她、她,不就是當年在東方出版社眼光邂逅、未曾留下姓名的顏如玉嗎?

上了大學後,假日依然保持逛書店的習慣。只不過,逛書店的目標已從出版注音符號書籍為主的東方出版社,轉到了出版大學用書的三民書局、中正書局、商務印書館了。只有在打道回府、等候20路公車,途經東方出版社時,才會對書店裡的擺設和人物,匆匆投下一瞥。

青少年時期,家境清寒,假日逛書店只為補充精神糧食,衡陽路、重慶南路巷弄裡的美食,皆與我無緣。

讀高中時,懷寧街口遠近馳名的公園號冰鎮酸梅湯,淺嚐一次,便覺冰凍衝腦,且價格昂貴,不若台大師大籃球場邊的紅茶,俗又大碗,從此,再無興趣光顧公園號。

1978年,我服完預官役,返回母校就讀政治研究所。12月,中美斷交的消息傳出。不知怎地,救國團旗下的幼獅月刊邀我們一幫研究所同學去擔任編輯委員,協助幼獅月刊改版為政論雜誌。

月刊的編委,每隔一周就得參加編輯會議。記得那時,編輯會議不是在萬國戲院對面的幼獅藝文中心,便是在衡陽路公園號和東方出版社中間的幼獅書店樓上舉行。

編輯會結束後,月刊總編輯、也是政大研究所的葉蔭學長不時地簡單「賜宴」,給我們這幫窮研究生打打牙祭。西門町的金園排骨飯是首選,再來,便是衡陽路、懷寧街之間的三六九麵點了。

那時,以粵菜和早茶聞名的大三元已經進駐衡陽路上好一段時日了,只不過,研究生阮囊羞澀,沒敢光顧。幼獅書店和公園號之間,還有一家販售蔥花餅、綠豆沙餅和豆漿的老店,這家小吃店至今還屹立不搖,與公園號相互輝映。

奇怪的是,高中時嚐過一次公園號的桂花酸梅湯後,再也不敢嘗試他家那冰凍穿腦的滋味,連帶地,一旁的豆漿和紅豆綠豆沙餅,迄今都沒嚐過。不久,東方出版社巴洛克式的紅磚建築,圍上了圍籬和帆布,改建去也!

衡陽路上幼獅書店的舊址,後來,彷彿開過複合式的書店和咖啡廳。如今,書香難尋,已成一家行銷公司的大本營,只剩下進門口上方二樓突出的弧形造型設計,依舊不變。

1979年中美斷交後,我除了受邀擔任幼獅月刊的編委外,不久,又因外交系導師李偉成的引薦,到新創刊的《巨橋雜誌》打工,生活重心因而移到雜誌社所在的台北東區。1980年暑假,緣於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老師、心理系教授楊國樞老師的引薦,轉任聯合報旗下的《中國論壇》半月刊擔任編輯。

轉進中國論壇工作,開啟了我的媒體生涯。混跡媒體十餘年,我做的最久、也是較為擅長的工作便是採訪專家學者,藉著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前瞻眼光,針貶執政當局,提供政經社會發展的前進建議。在言論自由受限、黨禁報禁猶存的時代,那樣的採訪工作,多少有著走鋼索、打擦邊球的味道,很有挑戰性外,還帶些刺激的風險。

彼時的學者專家,多有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也明瞭言論報國的風險,採訪完畢後,常會授權我修飾文字,避免言論賈禍。不料,民主轉型後,言論自由無限上綱,許多所謂的學者專家,媚骨纏身,風骨盡失,甘為權力的鷹犬,根本無視於國家興亡、社稷安危。

學者專家一詞,一如資深媒體人一詞,已成譏諷汙衊他人的代名詞。每思於此,都讓我悔不當初,藉著媒體的力量,捧紅了不少無恥之尤!

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從中國論壇到中國時報,我最常採訪專家學者的場所,除了台大、政大、中研院的研究室,就是寶慶路上的「經建會」和衡陽路上的《亞洲與世界社》了。

經建會和東方出版社,同屬一個街廓,經建會的全名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也是今天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的前身。

國發會占用了當年經建會的辦公場所,然而,今天的國發會和當年的經建會,完全不在同一個等級上。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經建會是台灣經濟發展、甚至是國家經濟戰略藍圖的制定者,濟濟多士,也多諤諤之士。每回到經建會採訪,都讓我不期然地想起劉禹錫《陋室銘》裡的那句話:「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當然,以當時經建會腳色之吃重,經建會同仁的「案牘勞形」,可想而知!

我在中國論壇擔任編輯時,外出採訪取稿,都是騎著一輛50 c.c.的機器腳踏車(按,那是一種無須駕照、附帶有腳踏板的輕型機車,平時使用汽油,萬一油箱沒油或是遇有上坡路段時,可以像騎腳踏車一般踩踏板前進,現已絕跡)來回奔波。

80年代,騎摩托車無須戴安全帽,50C.C.的機器腳踏車更沒人戴安全帽,騎著小寶馬穿梭在台北街頭,固然瀟灑,一段路騎下來,保證怒髮衝冠。每回到經建會,我都是隨手將我的小寶馬停在騎樓底下,大搖大擺地從寶慶路的邊門進去,門口的警衛工友和我混熟了,看到我來,都會提醒我先到洗手間,整理儀容。他們說,來會裡面採訪,好歹把頭髮梳整齊吧!

1983年,我用歷年積蓄買了一輛三陽喜美小轎車,再不久,被挖角到中國時報專欄組,到經建會拿稿、採訪,不再騎著我的小毛驢,改開小喜美前往。

那時,經建會邊門前、總統府右方正門前的停車場,庶民百姓亦可停車。我經常大搖大擺地將車停在停車場裡,一旁往往就是軍綠色的大巴,那可都是總統府和國防部的交通車呢!

83年,還是戒嚴時期,總統前廣場停車場沒那麼多規矩,奇怪的是,民主轉型、政黨輪替後,特別是蔡英文進駐介壽館後,總統府前,三步一哨,五步一崗,處處可見穿戴整齊的警察同志和身著便衣的特勤人員,府前的停車場自然也成了軍警官員的「禁臠」,尋常百姓再也無「緣」駛進了!

蔣經國暮年,黨禁、報禁陸續開放,88年,我轉任聯合晚報,台灣的通信也進入B.B.Call和傳真機時代全盛時代,專欄組向學者專家邀稿,或請他們發表評論,既不需要「程門立雪」,也不需面交文稿了,電話邀稿,接下來的工作,全由傳真機代勞,也因此我到經建會的機會和頻率也就越來越少了。

三年後,我告別媒體,轉戰商場,等到郝柏村推動六年國建時,我動心起念,在高資敏醫生的穿梭鼓舞下,邀集林青霞、鳳飛飛擔綱演出,「擬議」為經建會拍攝一支MTV,才再度踏入經建會。彼時的經建會主委是郭婉容,經建會也已搬遷到南京東路、一江街口的合作金庫大樓了!我和寶慶路經建會那棟大樓的緣分,正式畫下句點。

約莫是2010到2015年左右吧?媽媽經人推薦轉到中山堂前的遠東聯合診所看診。那時節,媽媽視力尚可,腳力還健,只要是好天氣,媽媽都堅持搭乘公車往返看診。經常,我陪著媽媽走到通化街口,搭乘20 路公車到衡陽路下車,再走到遠東診所候診。

醫院候診是天底下最折騰人的事兒。

那時,也沒有甚麼候診的App,預約看診的日子到了,就得乖乖地到候診大廳候診,眼巴巴地看著診間門口的燈號,要不,也得凝神聽著跟診護士(現在都叫護理師了!)走出門口叫號。媽媽性子急,候診時,老覺得前面的病患看診時間特別久,不時地問我:前面這人怎麼進去那久?等媽媽看診好了,走出診間,媽媽往往又會抱怨:怎麼這麼快就看好了?

帶媽媽去遠東診所看診,是我們母子倆另類的約會時光。走在衡陽路上,我們會懷念起小時候到東方出版社、大陸書局買書籍、買樂譜的點點滴滴。候診時,為了讓媽媽安心,我常會藉著詢問媽媽年輕時的往事,轉移她的注意力。

看診結束,領完藥,往往接近中午時分了,我們母子倆會到中山堂前、隆記菜飯巷口那兒的一間老咖啡廳用簡餐,也會到寶慶路遠東百貨地下樓進餐,或是選擇在衡陽路博愛路口的梅村日本料理享用定食。

有時,媽媽掛念一人在家的爸爸,堅持不在外用餐,但也不忘在博愛路沅陵街口的世運食品,買盒爸爸愛吃的泡芙或蛋撻,母子倆再走到東方出版社旁的公車站,搭乘20 路回家。

2019年1月10日,爸爸過世半年後,媽媽北一女的老同學,平均年齡88歲的阿姨們,排除萬難,辦了一次聚餐。那次的同學會,也是媽媽生前最後一次的同學會。

那天,幾十年不見汪阿姨也出席了同學會,餐後,我駕車順道送汪阿姨回家,阿姨還住在老家附近的公寓大廈裡,小車行經街道巷弄,想起汪阿姨假借獎勵我考上第一志願的名義聘我當家教、接濟老同學的往事,心中充滿了感激,也格外懷念起那純真美好的時代。

今年農曆正月初二,媽媽溘然長逝,再也沒有機會帶媽媽到遠東診所看診了!前幾天,到城中市場附近辦事,將車停在中山堂地下停車場,走出停場,遠東診所一旁的小街廓已經被機具夷成了平地,圍起的都更改建的圍籬。診所斜對面,開了好大一家咖啡廳,窗明几淨,疫情當下,還有不少男女,靜坐其間,啜著咖啡。

再往前行,衡陽路上的大三元,大門口還貼著告示,不知是不是和疫情有關?東方出版社的大樓,一樓日藥本舖紅豔豔的招牌,再過去點的極品軒看板,映入眼裡;孰悉了一甲子的東方出版社五個大字,卻已失去了顏色,高掛在大樓的玻璃帷幕上,靜靜地注視著路上的人車。

這街廓的記憶,彷彿孰悉,彷彿陌生,陽光燦爛,我的記憶卻逐漸褪色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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