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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6 | 台灣好報

李登輝與亞太營運中心/杜震華

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圖片來自網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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