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難忘的瑣事/夏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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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俊山
這些日子,暑熱不退,我就在家裡陪老媽說話。 91歲的老媽,很多大事都記不清了,例如我家加入人民公社是哪一年,生產隊來了“四清工作組”搞運動是哪一年,她全都淡忘了;生活中的一些瑣事,她卻記得清清楚楚。
老媽說:“1961年過年,你舅舅送我家10捆荒草。你不能忘了舅舅。”
“送荒草過年?”我感到吃驚。老媽回答:“是啊,你不記得了?”1961年,我6歲,很多事不可能記得,不過,老媽說的荒草,我是知道的。那是荒地上茅草,後來,荒地被開墾,這種草也看不到了。現在看到的是:有農民偷燒秸稈。據說不燒難處理,燒又怕罰款,只好偷偷進行。
見我沒吭聲,老媽又開始絮絮叨叨:“公社化,糧草歸集體,過日子全靠分配,不分就沒得。幹部要表揚,就靠多交糧。我們隊上交得太多,幹部要面子,農民餓肚子。過年了,糧也沒得分,草也沒得分,你舅舅看到我家沒草燒,划船送來10捆。彭長壽看到我家有草,不借1捆給他,不走。”
“彭長壽是什麼人?” 我知道老媽說的是鄉鄰,可是我沒有一點印象。老媽又絮絮叨叨解釋:“劃分成份,彭長壽劃為富農,借到了草,沒借到糧,後來沒能熬過去,死掉了。你不記得了?”
60多年前的事,我怎麼可能都記得?老媽又扯到看病:“現在的人,太嬌氣了。一有病就去醫院,看醫生,就吃藥。你小時候也經常生病,有時燒得額頭都燙手,人都迷糊了,也沒去醫院,也沒看醫生,也沒吃藥,你到現在不是還好好的嗎?”
我吃了一驚:“伢兒生病,怎能不去醫院?這是做父母的,對生命不負責任!”我的語氣挺重,老媽的聲音也高了起來:“誰不負責任啊?你哪一次生病,奶奶沒有給你看?去醫院,說得輕巧,家裡雞啊、鴨啊、豬啊,那一天不要喂?生產隊天天要上工,地主不好,你可以換東家。隊長你換不了,他管你家糧、草分配。請假得看隊長的臉色。再說,去醫院要借生產隊的船,還有請人幫忙划船,劃到縣城要整整一天,吃飯、住宿,藥費,要花不少錢。”
老媽的話啟動了我的記憶。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一下雨,鄉下的路泥濘難行,天晴了,路又凹凸不平。全生產隊沒有一輛自行車,去鎮上看病也得划船,不少原先賣膏藥、抓草藥的遊醫,社會主義改造後在鎮上當醫生。有人捨不得花錢找他們看病,就要傳統的老辦法。例如,有了流行性腮腺炎,就每天以墨兩腮,同時還念念有詞,在牆上寫 “消”字。兩腮塗一次墨,牆上寫一次“消”,畫一個圈。牆上出現十多個被圈住的“消”時,兩腮的炎症一般也就好了。有時,生病的孩子啼哭,家人就用黃紙寫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過路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這種到處張貼的黃紙,雖然屬於文革初期破除的“四舊”,文革結束時,鄉下還不時出現,曾讓我感慨:“四舊”難除。當年,奶奶給我治病,用的什麼方法呢?
對我的詢問,老媽顯得有些遺憾:“奶奶最慣你了,你怎麼能忘了。大概是你4、5歲時,有一天,發高燒了。我上工了,在挑泥,實在不放心,不顧生產隊扣工分,跑回家一看,你好好地躺著,奶奶已經倒在地上。”
我生病,倒在地上的怎麼是奶奶呢?聽老媽絮絮叨叨老半天,我總算明白了:原來奶奶給孫子治病,沒有藥物,只用幾樣工具:臉盆、碗、竹筷、草紙、縫衣針、鏡子,香。她把碗放在有半盆水的臉盆裡,取三根竹筷立在碗中間,一隻手扶著,另一隻手抄臉盆裡的水淋竹筷,同時,一邊嘴裡禱告去世的親人,一邊嘗試鬆開扶筷子的手,如果筷子立住了,說明剛才禱告的某位親人缺錢花。奶奶會立即點上一炷香,跪在地上,給缺錢花的這位親人燒紙,邊燒邊禱告:我現在就給你錢,你放過我的孫子吧……這一天,奶奶把所有能想到的去世的親人都禱告了,筷子還是立不住。她只要一遍又一遍地禱告,筷子終於立住了,她又跪在地上燒紙,跪的時間長了,聽到我媽回來的腳步聲,可能是精神一松,整個人就倒在地上了。
聽老媽講這件往事,我覺得她疏忽了三點:4、5歲時的事,我怎麼可能記得?說我高燒,體溫是多少?縫衣針、鏡子怎麼治病?沒說清楚。老媽笑了笑,又作了補充:有些事,媽糊塗了。有些事,媽今生忘不了。那時候,郎中看病都望舌頭,哪個有體溫計?發不發燒,都是用手摸,哪個曉得多少度?站了水碗,燒了草紙,接下來就把針放在水碗裡,用鏡子照著,等針上了鏽,病就好了。一般也就七、八天吧, 針就全鏽了。
我小時候,奶奶就是這樣治病的嗎?我忽然覺得,這簡直是拿人命開玩笑。老媽卻不贊同:你不要不信。不光你奶奶是這樣給家人治病,左右鄰居都是這樣,很靈光的,大家不都過來了?當然囉,也有死掉的,那是各個人的命。
說到各人的命,老媽又說:“那時候,天天吃蘿蔔纓兒,野菜等代食品,你爹爹(指祖父)得了浮腫病,政府還是很好的,按照生產隊統計的浮腫病人數,專門給病人配發‘照顧糧’。我去拿‘照顧糧’票兒,隊長孫慶山說,丟了,找不到了。隊長管到你的吃住行,比地主厲害,我不敢要。你爹爹死在1962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到死沒吃到一口‘ 照顧糧’。‘四清’運動來了,社員鬥地主一樣鬥隊長,孫慶山的跑到福建去給人家挑毛竹,就是有權時積了怨。直到文革福建清理盲流,他才回來。你爹爹活了61歲,孫隊長只活了50多歲。這都是命!”
說到“命”,老媽提醒我:“你不要信‘理’,一定要信‘命’。命好就不會有事。”
老媽的話,我覺得可笑:她講的本身就是“理”,我要不要信?
為了讓我信“命”,老媽又說起她始終未忘的瑣事:“就說我們家的六畝八分地吧,那是三代人積累起來的‘命根子’,是有土地證的。公社化時,土地歸了生產隊,我家是中農,沒吃大虧。幾年前,責任田確權,我的戶口還在生產隊,分得八分地。那六畝地成了人家的,徵用土地,錢也給人家。我家世代良民,六畝地怎麼就歸了別人,跟誰講理去?只能信命。”
老媽要我信命不信理,讓我聯想到 :“四人幫”倒臺再晚一年,或者恢復高考再晚一年,我就可能找了本村姑娘,結了婚,紮根農村了,也就沒有後來參加高考,考上大學的“後話”了。
聽老媽講她一生難忘的瑣事,我忽然覺得:真切的歷史未必是宏大的敘事,有時,它可能就潛行在生活的細枝末節裡。這樣的感想,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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