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憲法：一場歷史與現實的對話／魯云湘

魯云湘（國際事務研究者）

中華民國憲法自民國36年（1947年）公布以來，已成為塑造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民國38年（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繼續運行中華民國憲法並對台灣地區進行治理，成為台灣法律與政治體制的根本依據。儘管面對國際承認與兩岸分治的現實，憲法仍在台灣社會中深深植根，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這一歷史過程，不僅塑造台灣的內部政治與法治結構，也為未來兩岸關係的變遷，帶來深刻的啟示。透過剖析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憲法的內涵與影響，期望能更清晰地理解這一制度，對台灣內部及兩岸互動的多層影響。

一、 中華民國：百年國號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誕生於1912年，一直是中國近代化與共和制度的象徵。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國近代史上，無疑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而在國共內戰失利後敗退至台灣，失去對中國大陸的有效治理。然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延續其政治架構，並形成具體且穩定的治理體系。儘管現今的治權版圖，僅限於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周邊外離島地區，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大小，但國號仍具有歷史與文化象徵價值。

隨著兩岸分治的持續，中華民國的存在，成為一種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與現實存在。台北、北京兩個政權，在不同地理區域各自治理，形成了「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的特殊格局。這一現象反映歷史遺留問題，也揭示現實政治的複雜性。因此，中華民國既是歷史遺產，也是現實存在。兩岸在認同上雖有分歧，但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

二、 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實體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台北政府），是有效治理台澎金馬及其周邊地區的執行機構，其治理成就與國際參與令人矚目。基於民主制度的架構，並成功實現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例如，民國76年戒嚴後的十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87%，這時期亦被稱為「台灣經濟奇蹟」。同時在國際社會中以「中華台北」等名義參與多項活動，顯示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國38年至76年（1949年至1987年）的戒嚴時期，台灣的民主發展受到嚴重限制。這段期間內，政治自由和人權狀況不佳，台灣人民長期生活在戒嚴法的管制下，基本權利受到極大限制。政治參與機會有限，異議聲音被壓制，這些歷史背景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塑造後續的民主改革路徑。

隨著戒嚴的解除，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民主化，並在民國85年（1996年）舉行首次直接民選總統選舉（投票率76.04%）。這一關鍵的轉變，不僅促進台灣的政治發展，也為台北政府的治理提供新的動力。

同時，自民國76年11月（1987年），台北政府開放兩岸探親，這一政策極大促進兩岸人民的交流與相互理解。探親政策讓許多破碎的家庭得以重聚，減少歷史與政治造成的隔閡。這不僅有助於增加兩岸間的互信，還促進彼此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實際上，探親政策的開放，標誌著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體現務實與人道關懷的精神。

然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下簡稱北京政府），不承認台北政府的合法性，這一點在法律與認知上形成巨大差異。即便如此，台北政府的運作依然是台灣地區有效治理的基石。如何讓對岸人民認識到台北政府的現實存在，已成為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課題。需要強調的是，台北政府的存在並非是與北京政府的對立，而是歷史造成的現實分治。這一點不僅反映兩岸的特殊關係，也顯示在複雜政治環境中的務實治理。

由此可知，在兩岸關係中，台灣與大陸在法律認知上的巨大差異，對兩岸交流帶來了困難。北京政府不承認台北政府的合法性，這一點在法律和認知上形成巨大差異，增加了兩岸互信的障礙。此外，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承認問題，以及如何在國際壓力下維持自己的政治和經濟運作，也是台灣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舉例來說，2010年簽訂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於2024年5月時公告終止第二批共134項的關稅減讓，顯示兩岸經濟合作減速的趨勢。這種變化從側面反映出兩岸關係，在法律認知與政治現實中，延續的內戰本質。自1949年以來，兩岸尚未正式簽署結束敵對狀態的協議，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延續至今，使兩岸事務更像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

總之，因意識形態與執政黨派的變化，兩岸關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同時，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與國際社會的深度介入，也對兩岸互動產生重要的影響。未來如何在法律與現實的矛盾中找到平衡點，將是雙方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

三、 中華民國憲法：連結傳統與現代的法律框架

自民國36年施行以來，中華民國憲法經歷了多次修訂，成為台灣地區現行政治運作的根本法律。這部憲法在連結傳統與現代的過程中，展現出其獨特的雙重性質。它既承載中國歷史的政治哲學，也融入現代民主制度的要素。可說是一部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法律框架，反映中國深厚的政治智慧和對民主制度的追求。

在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憲法的運作，展示民主制度的成功。這部憲法不僅為台灣的政治運作提供法律基礎，還對兩岸人民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通過憲法的實施，台灣社會在民主、法治與自由方面取得顯著成就。而在兩岸關係中，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意義，早已超越法理層面。它代表著一種價值觀與制度選擇，值得兩岸共同反思。憲法所體現的民主與法治精神，為兩岸的和平發展提供思想基礎。

憲法的核心在於分權與制衡的設計。從設立五院制度，規定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的五權分立，形成獨特的政治架構，保障政府權力的均衡與制約。此外，憲法還對總統的選舉和權力做出了明確規定。誠如前述，憲法亦規定的總統制實行總統直選，使其成為全民投票選出的國家元首，顯著提升政府的民主正當性與公信力。統計，自實行直選以來，選民投票率始終維持在70%以上，顯示公民對民主機制的高度參與與支持。

在經濟領域上，憲法保障台灣地區人民的基本經濟權益，為其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這一條款為個人財產與經濟活動提供法律保障，促進台灣經濟的快速增長。此外，憲法框架內的經濟自由政策，亦吸引國內外投資，成為台灣在亞洲崛起的重要推動力。憲法所保障的經濟條文，不僅提升了個人經濟權利，也推動了整體經濟的繁榮，成為台灣在90年代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社會層面，憲法推動公平與正義的進程，並保障多元化的社會發展。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一條款對於促進性別平等，與族群融合具有重要作用。憲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機制，成為台灣社會安定的基石。憲法的社會價值觀念，不僅體現法律對人權的尊重，也塑造台灣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包容特質。

如何讓對岸人民接受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對於兩岸關係的改善具有關鍵意義。憲法的制定承載著全體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與法治的期望，其歷史背景應得到充分尊重與理解。其框架下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與社會平等，是憲法運作成功的有力證據。通過實例與數據，向對岸人民傳遞這些成就，有助於建立認知共識。此外，藉由反映的民主與人權價值，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透過文化共鳴，可減少對立情緒。

儘管憲法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但現行政治體制仍有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例如，如何進一步保障少數群體的權益，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反腐敗措施等問題，仍需持續努力。此外，隨著社會的變遷，台灣在應對新興社會問題（如老齡化、勞動力市場變化等）時，也面臨著挑戰。這些問題需要在法律和政策層面上得到解決，以確保台灣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中華民國憲法在其歷史上進行過多次修正與補充，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政治現實。最重要的修憲事件之一，便是1987年開放兩岸交流後的法律調整，它使得兩岸關係的發展，成為憲法改革的重中之重。隨著兩岸政治環境的變化，憲法的調整也成為未來台灣政治穩定與發展的關鍵因素。2005年的增修條文則進一步強化憲法的適應性，尤其在對外關係及兩岸事務上。這些增修條文為台灣在變動的國際環境中，提供更加靈活的法律框架。

台灣經濟發展中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對國際市場和貿易的依賴。如何在全球經濟變動中保持競爭力和自主性，是台灣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此外，台灣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挑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更為均衡的經濟成長，對台灣的長期穩定和繁榮至關重要。

此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台灣為應對兩岸特殊情況而制定的重要法律。該條例通過促進農業、醫療、文化及經貿等多領域的合作，極大地增進兩岸人民的交流與理解。例如，台灣與福建省的農業技術合作、醫療機構的技術交流、兩岸文化交流活動，以及《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簽署，均有效推動兩岸經濟發展，增強了互信，促進了和平發展。

台灣社會日益重視憲法在當代治理中的適應性，尤其是在兩岸問題上，憲法的模糊性和開放性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未來的憲法改革，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台灣對國際間政治環境的應對能力，也可能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提供新的法律依據。

尤其是在國際社會對兩岸問題的關注與干預中，台北政府的操作，越來越需要在憲法框架內尋找突破口。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使得政府在選舉、政策制定以及對外關係中，既承擔責任，也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地緣政治、兩岸關係、區域安全及國際承認等問題，讓台北政府在應對外交事務時，經常需要依賴憲法的框架來進行說明和調整。

四、未來的可能性：如何在新體制框架下尋求共識？

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若未來不存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極端論述，或許會加劇兩岸對立與不安。相比之下，探索兩岸在全新政治體制下的合作與共存，更具可行性。此過程中，我們或可借鑒歷史中的模式。例如，民國初期，北洋政府與廣州軍政府並存的情形，兩者在不同領土內行使治理職能，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協調與妥協。

具體來說，一種可能的未來設想，是兩岸探索新的聯邦體制，將兩岸的差異化政治實體與文化背景，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進行結合。這樣的聯邦體制，能夠尊重彼此的制度與文化，同時在核心層面實現協同發展，既能保障兩岸的政治多樣性，又不失國家整體的穩定性。

此外，為減少歷史包袱對現代治理的負面影響，兩岸可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逐步推動法理調整，開放對話與法律互認，實現兩岸關係的理性發展。此過程將需要雙方在和平與合作的基調下，積極推進互信建設，並逐步達成更高層次的政治協議，這樣的探索為兩岸長期和平奠定基礎。

然而，在探索這一新體制的過程中，亦需參照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一國兩制」的案例。該框架本意，是要在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的情況下，實現國家統一，但最終因諸多因素的制約（如承諾改變），導致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蝕，政治與社會局勢愈加緊張。這一情形影響台灣民眾對類似方案的接受度下降。

台灣人民無法接受類似香港模式的原因，除對中共政權的深刻懷疑外，還有對自身政治體制與民主自由的堅守。台灣的民主體制與西方相比雖不成熟，但明顯與大陸的政治理念存在顯著差異。在這種背景下，對於台灣民眾而言，「一國兩制」不僅代表著對現有生活方式的威脅，也難以在精神與制度層面達到雙方的認同。因此，台灣人民更希望尋求一種尊重多元政治體制，並能夠保障自由、民主、法治的解決方案。

兩岸未來的政治共識，需要在充分理解這些歷史教訓與民意基礎上，逐步構建一個尊重雙方現狀、注重民主與穩定的新體制。這一過程將是艱難的，但也是建立長久和平的重要基礎。

結語：歷史的承繼與未來的探索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憲法，作為歷史的產物，承載深刻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挑戰。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無論是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或在兩岸分治後的實際治理，都表現出其不容忽視的政治、法治與文化價值。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的實施，為台灣內部的政治運作、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並在兩岸關係中具有重要影響。

在國際社會和兩岸問題的關注下，台北政府需要在憲法框架內尋找突破口，以應對選舉、政策制定和對外關係中的壓力。透過具體案例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下的農業、醫療、文化及經貿合作，展示了兩岸交流的具體成效和積極影響，進一步強化了互信，促進了和平發展。

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需要依賴理性對話與務實合作。探索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尋找兩岸共同發展與和平共處的道路將是關鍵。中華民國憲法所體現的民主精神與法治價值，不僅是台灣內部政治發展的基礎，也應成為兩岸互動的橋樑，促進兩岸民眾對和平與穩定的共識。

然而，這一過程並非易事。兩岸的政治理念與發展模式存在顯著差異，但只要雙方本著尊重與理解的態度，尋求平等對話與合作，便能為兩岸關係的未來開辟出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景與合作意識，將是推動和平發展的核心動力。（照片示意圖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