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洪流／邢維剛

邢維剛

“啪——”

驚天動地一聲炸雷，用不著跟誰商量，突然間就肆無忌憚地爆響了。它彰顯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機，也昭示出那種誰也無法準確預料的風雲變幻。

一年一度準備過獨木橋的人們，恨不得不吃飯、不睡覺，擠出一分一秒的時間，去溫習那些不知已經啃過了多少遍的幾門功課。因為誰都明白，到時候哪怕能多考出1分、2分，乃至零點幾分，都會為“跳龍門”增加一些勝算，有時甚至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不下苦功行嗎？不抓緊行嗎？大中專就是一道門檻，一個關鍵的里程碑，一個鮮明的分水嶺。不上大中專，儘管你上完了高中，那也是白搭，白白耽誤12年的功夫，你仍然是莊稼地裏的人。只有上完了大中專，你才是國家的人。

這麼大的一間宿舍，好不容易成了一人世界，趁此天賜良機，高夢田如饑似渴地跟那些無辜的習題可就玩了命。此時，突如其來的一聲驚雷，自然讓他也不能無動於衷。他極不情願卻又身不由己地起身去開了門，毫無目的地審視了一眼天氣，不管是不是要下雨，隨後又木訥地回到自己的床前。

正當他再次沉浸在習題之中的時候，忽然，“砰”的一聲震響，門子被踢開了，高夢田嚇了一大跳。他冷靜下來，定睛一看，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赫然寫著幾行大字：國家不需要你這樣的大學生 ！還是從你的美夢中走到革命的浪潮中來吧 ！！！上面滿是大大的感嘆號。再看門旁，幾位同學義憤填膺的樣子 ，惡狠狠地盯著什麼，仿佛是面對著不共戴天的仇敵，卻沒有人說話。高夢田穩定著情緒，故作鎮靜地“嘿嘿”冷笑了一下。他不能馬上就走出屋，也不好立刻回到習題之中去。僵了一小會兒，幾個人走了。臨走時，一位叫謝彩霞的女同學重重地扔下了一句話：“典型的17年的苗子！”

當時有一個說法，“文革”前的17年，也就是從1949到1966年，推行了一套“封、資、修”的教育路線。讀死書，死讀書。脫離工農兵，脫離社會實踐。我們這一代人，1954年入學，1966年高中畢業，17年裏，落了個滿壺，滿滿當當地占了12年。

可我們也不願意占了那麼多的封資修啊！命運不就是這麼安排的嗎？從入學，到高中畢業，一步一步的新鮮事，都是無形地在那裏等著我們的。

同一個班的同學，有那麼大的仇恨嗎？又是踹門，又是貼大字報的。實際上，同學們之間一點私仇也沒有。不是有那麼個詞嗎？“熱血青年”。後邊如果再加上兩個字，那就是：“熱血青年學生”。家國情懷，在這群人身上體現得最為強烈。“五·四”運動，誰是主體？“一二·九”運動，誰是主體？還不都是“熱血青年學生”。在我們內心，的確是飽藏著個人奮鬥的想法。不少人都是表面上把範進鄙為腐儒，而內心深處卻把他的中舉奉為懿範。但是，青年人特有的氣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特質，在我們身上還是很明顯的。何況，我們接受的，一直是新中國的教育，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刻苦讀書，健康向上，絕不缺少勇於為國獻身的精神。多少年以後，大作家巴金就曾說過，當年紅衛兵參加“文革”，絕不是出於投機。

同學們為什麼那麼尖銳地對待高夢田？一是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已經點燃了人們的滿腔熱血。

1965年11月10日，發表了一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是當時呼聲很高很激進的一位革命派，他叫姚文元。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發出“五·七指示”，提出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既“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這一年的5月，還風風火火地批判了“三家村”。根據以往經驗，這是一個重要運動的前兆，接下來國家一定會有大的動作。

5月16日，黨中央發出了“五·一六”通知，提出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貼出了矛頭直指北大黨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

6月1日，中央台向全國播放了這個大字報。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並加了評論員的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有一天，學校組織全體師生到縣裏的大禮堂去聽錄音，說是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以及鄧小平總書記等同志的。我們沒有聽過這些大人物的講話，因而興致很高。到了那裏一聽，讓我們十分驚詫，原來內容都是一個，幾位領導同志都是做檢討。他們都說，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往學校派工作組太草率。這麼大的人物，這麼誠懇地做檢討，還要向群眾公佈，那麼對他們的威望不是很有影響嗎？只有出於怎樣的壓力，才能使他們做檢討呢？

一樁樁、一件件，讓人們嗅到了一股異常的政治空氣。我們的一位老師就曾用一種沉甸甸的口氣說：“看意思，來頭不善。”

跟高夢田過不去，第二個直接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班的同學，多多少少受到了聶元梓等人的影響，在6月10日，也給學校領導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可是，高夢田同學還在悶著頭幹自己的事，大家對他的看法能好得了嗎？

高夢田他們的事鬧騰那麼大，我卻一無所知，是後來才聽說的，因為我不在現場，那時，我在市里參加考試了。

提起我參加的這項高考，說來話長。我們這群人遇上的新鮮事就是多，20世紀60年代，我們跟蘇聯老大哥關係很熱，普天下的外語課一邊倒，學的都是俄語。到處可以聽到“達瓦裏氏”、“斯德拉斯維建”、“達斯維達尼亞”。而英語則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大毒草，基本上不去碰它。但是，大概有人覺得，英語畢竟在全世界是最通用的，不能斷檔。於是就在全國搞了幾個試點，開設英語課。我們學校的一位老師資格很老，人教社外語組組長張志公先生是他的學棣，我們班也就學起了英語。而我們的兄弟班高一、一班，學的仍然是俄語。

我對英語有興趣，老師很支持我，他給了我兩盒磁鍼，讓我到他的辦公室裏，一遍又一遍地去聽留聲機。那是中國外教的開拓者，到了2019年，獲得國家“友誼勳章”的柯魯克的錄音。我喜歡朗讀，音質也不錯，這是一點優勢。英語又是得天獨厚，再加上聽的是正宗的頂級專家的好玩藝兒，所以，覺得報考廣播學院會很有希望。我並不是多麼想當播音員，我的想法是“曲線救國”，騎著馬好找馬，到時候，拿到了工資，再去穩穩當當找別的。即使考不上“北廣”，也比別的同學多了一次機會，我還可以參加7月份的全國統一高考。

1966年6月9日，我到天津音樂學院的考點參加了考試。17日復試，我要求提前。監考老師十分驚訝，作為一個考生，哪有自己願意縮短備考時間的？這倒不是因為我有多麼狂，我暫住在親戚家，不願給別人增添太多的麻煩。就這樣，提前到了12日。復試之後，錄了音。回到學校，我暗自高興，靜靜地等待著勝利的消息。

再說一說比這還早的新鮮事吧，當初我們這個班的組合，就很特別。這一屆高中，全天津專區統一招生。以前沒有這樣搞過，以後也沒有再這樣搞過。在我們縣，只有縣城這一所中學有高中班，縣城原有的初中生考入高中以後，組成了高一、一班，是嫡系部隊。我們這些來自全縣其他所有公社，以及來自外縣的雜牌部隊，組成了高一、二班。我們這個班可不得了，組建班委會時，有一位同學說，我們不是矬子裏拔將軍，而是將軍裏拔元帥了。以後我們這個高二、二班，高三、二班，學校一直另眼相看，買飯時，就連大師傅都對排隊的說：“你們讓一讓，讓高三、二的先買，他們得抓緊時間準備功課。”

將軍裏拔元帥的我們這個班，一個個躊躇滿志。我們這一屆，學校原本打算要創造一個神話，所以竭盡全力，助推我們參加各類高考。像我這樣，提前參加了藝體類考試的，還有好幾位，他們考的都很滿意。比如，一位考的是北京體育學院，兩位考了中央音樂學院，一作曲、一聲樂，還有一位考的是中央美術學院，等等。我們考完以後，都自我感覺良好，只等錄取通知書了。

哪一個家庭又不是望子成龍呢？就拿我來說吧，在班上普普通通的一個，可在我的內心同樣承載了沉重的壓力。只要聽一聽單單那一年、單單關於我們家，特別是母親的一段經歷，就足可以讓人動一動感情了。

我要說的那一年，是“非常時期”。在寒冬臘月的一天，冰冷的地面，夜深了，母親還在借著暗淡的煤油燈光編織蒲席。

那是一個讓鬼神聽了都要戰慄的歲月，共和國的饑餓籠罩著每一個人。糧食不夠吃，全民大搞“瓜菜代”。說起來也怪，那時候，人們的肚子，總是覺得就像永遠也填不滿的萬丈深淵。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整天只糾結一個字：“餓”！今天吃不飽，明天繼續挨餓。餓了春天餓冬天，好漫長好難熬的饑餓！

村子裏有人在餓得發慌發抖之後，悄悄地死去。離我們不遠的一戶人家，老人去世，為了繼續在集體食堂裏領他那一份小窩頭，於是把屍體藏起來，秘不發喪。偷偷地領了沒有幾次，有人覺得這事兒太便宜，就給舉報了。為此，這戶人家不但遭到鄉親們唾罵，還受到了嚴厲批鬥。又讓他們跟“四類”分子一起，掃了幾天大街，寒磣寒磣他們。

社員們每人每頓飯可以領到2兩麵的小窩頭，但不能保證每天都是實打實的玉米麵。我們那個食堂，就有好多次只發給2小塊“麥茬山芋”，也就是麥收以後才種上的紅薯，塊頭很細很小。領來紅薯，還捨不得就那麼吃，為了增大劑量，要把它揉碎，往裏面添加苲菜麵。我們這裏本地產的綠根苲菜，還是不難吃的。可是後來吃光了，就從外地弄來了紅根苲菜。把它晾乾以後，焙熟，碾成麵，再吃。這樣的苲菜麵，灰黑色，如同香灰一般，又苦又澀，咽起來很費勁。那一年，我最小的妹妹4歲，還不太懂事，一嘗，不好吃，隨手就扔，扔了以後便哭鬧。母親只好拾起來，把還沒有摻苲菜麵的多給她一些。而把她扔掉的，再多摻一些苲菜麵，自己吃。母親由於加倍煎熬，後來餓得只能扶著牆走路。人們都說：“這個人看意思是熬不下去了。”

人們互相串聯，商量怎麼辦。當時經常提到的一句話是：“人挪活，樹挪死。”以此互相打氣，也給自己打氣。幾番醞釀之後，終於下定決心要挪了。往哪兒挪呢？大家都覺得，最好是闖關東。可是，路費怎麼辦？被逼無奈，普遍都想到了一個險招：賣房檁。我們村很窮，大多數人家基本上都只有1間房。5根房檁，抽出中間的2根。短時間之內，房子倒也不至於就坍塌。

母親看看活不下去了，決計也帶著兒女們闖關東。我們家是租的房子，沒有房檁可賣，就變賣其他的東西。湊不了那麼多的路費，也只能聽憑火車的了，人家願意拉到哪兒算哪兒。

“不帶你去，你恨媽嗎？”母親織著蒲席問我。

“不恨。”

“這就對了，好男兒要有雄心壯志。你好不容易上了中學，媽不願耽誤你。”

我知道母親把我留下來的深意。母親一向十分好強，只可惜沒有趕上好社會。在她小的時候，女孩子不興上學。母親的求學之路是“放冬牛”，也就是在冬閒時節，上非正規的私塾。儘管她把《三字經》、《名賢集》背得滾瓜爛熟，但她遠遠改變不了那個時代，母親把她的遠大志向寄託在了我們身上。

為了保我的學，先要保我的命。母親她們走了以後，在食堂裏只領我一個人的飯，那麼一點點少得可憐的定量，不行。最好能繼續領全家的，把全家的飯讓我一個人吃。每天領飯，要交1片（我們這裏叫做1“領”）蒲席。就這樣，母親為我趕織蒲席。

織蒲席不能在白天，怕的是讓生產隊看出你的動向。那時候雖然闖關東被說成是“盲流”，政府認為是盲目流動，不算政治問題，可生產隊還是要制裁你。母親囑咐我，等把蒲席交完以後，自己要多想辦法。“小子（指男孩）不吃十年閑飯”，你都10好幾了，要長能耐。

我躺在被窩裏，眼睜睜地看著母親織席卻幫不上忙，心比刀紮的還難受。我的命就在母親的蒲席裏，多織1片，我就可以多活1天。然而我寧可不活，也不忍心讓母親再為我織下去。現在母親是在用她的蒲席，甚至是用她的生命，去托起我的生命，去換取我的前程。

母親原本是一位十分精明強幹的人，一直是父親強有力的助手。父親的職業是炸果子，那時候不是燒煤，更不是用液化氣，而是燒柴。這個活兒一個人幹很費勁，非得有母親幫忙不可。母親一邊燒著柴，同時掌握果子的火候，一邊還要打點買賣，比父親還要忙。母親心靈手巧，知書達理，村上誰家裁衣服、剪窗花，鉸臉，乃至探討一些道理，都來找她。她又特別愛乾淨，唯恐讓別人說，炸果子的人家，油大袋，因此，門窗傢俱總是擦得鋥明瓦亮，一家人的穿著也總是縫補的整整齊齊，洗得乾乾淨淨。

當時的蒲席，俗稱“小三六”，長6尺，寬3尺。要說織幾片這樣的小席，本來算不了什麼，可是母親已經沒有了那個體力。她把身子幾乎趴在了地上，艱難地一根一根地數著蒲眉子，一寸一寸地“長＂著席。

天快亮的時候，苦幹了一夜，再加上以前積攢的，一共湊足了10領蒲席。不能再耗下去了，母親決定立即啟程，遠走他鄉。當時父親公私合營之後，在外地上班，大姐已經結婚，哥哥去了嶽城水庫。

母親收拾好蒲席，趁著天還沒有大亮，急急惶惶地帶著我的二姐，還有1個弟弟，2個妹妹，在冷颼颼的拂曉，走了。

我們村子周圍，有一條牆子河。大舅家有一只船，他就在牆子河上擺渡。母親她們過了河，跟大舅道別後，含著眼淚往前走。一回頭，見大舅跟了上來。母親心想，畢竟是親骨肉，看意思大哥這是惦記著我們，依依不捨。誰知，大舅跟上來說了一句話：“他姑啊，我擺別人，擺一回都是2毛錢，掙到5毛，我就可以買個燒餅。”大舅接著說，“你們就不用給了。”母親的眼淚“刷”地一下掉下來，掏出2毛，給了他，沒有勇氣再看大舅一眼。母親心如刀絞，前面的路還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她領著孩子們百味雜陳地走了。

母親她們坐火車的路費，只能勉強過山海關。下了火車，已經是大東北了，一輩子沒出過遠門的母親，又是纏足的小腳，眼前一片黑，不知所措，人生地不熟，往哪兒走呢？二姐看了看紙條，上面寫的是盤錦的一個什麼地方。可是這個地方在哪兒？怎麼走？還得走多遠呢？母親小時候最要好的一個閨蜜，我們跟她叫大妗子，現在就要去投奔她們。能找得到她們嗎？再說，這麼多年了，儘管以前關係很好，可是現在呢？這樣的年頭，好幾張嘴要吃飯，她們願意管嗎？她們能管得起嗎？一切都是未知數，眼下已然是山窮水盡，沒有了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往前瞎走了。走一步算一步，見鬼打鬼吧。

光走路還不行，一個大活人，總得要吃東西。母親帶著孩子們，一邊打聽路程往前走，一邊找人家討要東西吃。萬事開頭難，初次要飯，實在是難以開口。人家不欠你的，你愣是跟人家去要，誰還能有好臉色呢？所以，遭到冷言冷語是必然的事。到了這個份上，為了能活命，也顧不得什麼尊嚴了。

不覺天色已晚，只見一個酒鬼搖搖晃晃地走過來。母親領著孩子儘量躲著他，可是這個大漢竟然朝著她們走來。酒鬼說：“這麼晚了，怎麼還不回家呀？哦，外地的吧？不安全呐！你們跟我來吧。”母親他們不敢違拗，莫測高深又不知如何應對，只好在後面跟著他。酒鬼把她們帶進一個很大的房間，之後把門鎖上，撂下一句話：“別亂動啊！”就走了。娘兒幾個蜷曲在一個角落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捱磨時光，不敢有大的舉動。商量事情時，儘量壓低聲音，可是大屋子很攏音，小聲說一句，就“哇哇”地傳揚起來。二姐跟母親說，這個人看起來倒不像個壞人，但是你也不敢保證他就是個好人。等天亮以後他來了，誰知道會有什麼鬼花樣呢？人心隔肚皮，做事兩不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三十六計走為上，咱還是快走吧。怎麼走呢？他把門給鎖上了。二姐是個既有主意，又敢做敢為的人，她不說什麼，站起身，走到窗前，用胳膊肘猛地用力一搗，“哢嚓”一聲，一塊大玻璃應聲破碎。二姐顧不得劃破皮肉流著血，鑽出去，讓母親把行李和弟弟妹妹一項一項地往外遞，隨後又把母親拉出去。娘兒幾個如同竄出牢籠的小雞，出屋後，打起精神，摸著黑繼續趕路。

天無絕人之路，娘兒幾個費盡周折，總算找到了大妗子她們家。見了面，二話不說，先給她們做飯。飽餐戰飯之後，安頓了下來。人在難處看交情，這頓飯，是救命的一頓飯，母親感激了一輩子。

在人家那一畝三分地，女人找個活計並不容易，而且母親還是纏足的小腳，費了老大的勁，才在溝幫子的鐵路上找到一份男人的活，推起了小貨車“軲轆馬”。晚上收工以後，為了提防壞人，找來木頭條子，密密麻麻地把門窗統統釘死。第二天早晨起來，再一片一片地拆開。

遠在千裏之外的母親，當然不知道老天給了我怎樣的禮遇。10領蒲席沒有交完，就被生產隊發現了。她們5口人的飯被無情地扣去，還惡著脖子狠狠地訓斥了我一頓，我只能領1口人的飯了。

但是，我沒有害怕。我記住了母親的話，我得想辦法活下去，並且還要好好地上學，長我的本事。10領蒲席雖然沒有全部用上，可母親餓著肚子夜織蒲席的情形，卻為我日後的拼搏之路儲存了無窮的精神力量。

我住校，家人們遠離身邊，又是餓著肚子，卻一點也不敢荒廢時日，沒有把過多的心緒放在思念親人上。我讀書讀得很苦，成績一直很不錯。我基本上沒怎麼買過課本，可是考試時，老師卻可以把我的試卷貼出去，作為標準答案。

有一回。夜裏餓得實在睡不著覺，就胡思亂想。我想起校園裏有一個長坑，裏面埋著蘿蔔之類，我悄悄地從地鋪上爬起來，光著腚，凍天凍地的，溜出大桶子屋，在校園裏轉悠，找那個蘿蔔坑。找到以後，黑咕隆咚的，沒有眼目，胡亂用手刨土。刨了老半天，總算揪出一個大白蘿蔔。我喜出望外，抱緊蘿蔔，光著腚，完全不在乎天有多麼冷，高高興興地回去，躺進被窩，就像抱小孩子一樣，摟著蘿蔔等待天亮。

天亮以後，我把蘿蔔藏在被子裏，瞅准機會，拿出來，談不到洗泥，用手簡單地抹一抹，啃幾口，再藏起來。

母親常說“小身會文國家用，大漢空長做什麼？”她恨鐵不成鋼，恨不得讓我們早日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

我不能辜負她的希望。說起來那真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年代。記得有那麼幾回，上課時我喊“起立”，同學們鞠躬，坐下，老師開始板書。等老師轉過身來時，教室裏已經空空如也，人們都從後門跑了。

同學們不是翹課，而是逃生。跑到野外找吃的東西去了。在蔓菁疙瘩和蘿蔔地裏，刨人家漏掉的。刨出來，稍微抹一下泥，就塞到嘴裏去。在玉米秸堆裏，翻找萬一可能落下的像鼻煙壺一般大小的小玉米。找到後，就像老鼠一樣嘎嘣嘎嘣地生嚼起來。

我們公社的同學們苦熬了1個月之後，大家一“咬”耳朵，就都逃回了家中，誰也不願拿生命去賭前程。可是我逃回來也沒用，到了家裏也是我一個小孩子。而且我就願意那麼苦苦地癡迷著我的學業，我繼續忍受著饑餓去苦讀，聽憑生命極限的擺佈。

當時中央採取了一系列度災措施，其中有一條是：“勞逸結合。”重體力勞動者們，儘量減輕勞動量。按照這一方針的指示精神，學校放了一次4個月的長假。校長說，如果覺得假期太長，中間可以到學校來玩。我心裏明白，這是客套話。但是，在家裏實在更難熬，我就硬著頭皮，沒人待見地，真得回到了學校。不明不白地厚著臉皮去領人家的小窩頭。當然，我必須要給人家一點小小的回報，我主動加入了護校的行列。

有一天，我正在家中，哥哥從嶽城水庫回來了。一進門，見只有我一個，他就問我：“咱媽她們呢？”

“去東北了。”我回答。

“那你怎麼沒去呢？”

“我不願去，我想上學，再說，也得有個人看家。”

“咱媽臨走時給你留下什麼了嗎？”

“留下了10領蒲席。”

哥哥看了一眼立在牆角沒有交完的蒲席，開始整理他的行囊。提包裏有衣服、襪子、照片，還有分回來的玉米麵、白麵。這一切，都散裝在提包裏。

他問我：“你吃飯了嗎？”

我說：“沒有。”

哥哥說：“我給你做點吧。”

我眼巴巴地瞅著哥哥從提包裏一件件地揀出衣服、襪子和照片之後，終於見到只剩下了最渴望的救命的寶貝，生怕哥哥不知道我應該吃多少，忙說：“不用了，我自己做吧。”

我抱來柴禾，填好水，燒旺了火，和好麵，貼混合麵的餑餑。我怕橫著貼不夠吃，就豎起來，從鍋的這頭，直貼到那頭。

飯熟了，無須乎就菜，再說也沒有菜。我守著鍋，發瘋一樣地殲滅完這一個，再去殲滅下一個。

哥哥在炕後頭，轉過身去，下意識地擺弄著帶回來的物件，不忍心再回過身來看我。他怕我為自己狼狽的饑餓相難為情，他知道我已經饑餓到了怎樣的程度，知道我快要餓死了！如今回憶起來，我的平生再沒有哪一頓飯，比那頓飯吃的更有價值，更香甜，更讓我無法忘記。那頓飯為我輸入了新的生命力，讓我又可以去抵擋一段時間的煎熬了。如果沒有那頓飯，也許在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經靜靜地躺在荒野裏，去和可愛的小蛐蛐們一起淺酌低唱了。

當我把鍋中之物掃蕩殆盡的時候，才得暇看見，哥哥的臉上淌滿了淚水。無比聰明的哥哥悟透了一切。他長時間地沉默，始終沒有再問我什麼。後來，他也去了東北。臨走時，他只跟我說了一句話：“我去找咱媽他們。”

我們與共和國一起，終於度過了那個異常艱難的“非常時期”。全臺頭公社的同學，只剩下我一個人上了高中。

1963年，升入高中的我們，還沒把板凳坐熱，遭遇了一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這一回，繼1960年放過一次長假之後，又放了一次長假，我跟災民們一起，到外地躲避了將近2個月。

1966年，高中畢業，我們遇上了更加前所未有的事，“文革”興起。

貼大字報的風潮席捲而來。每天都要寫大字報，貼大字報，幾乎這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那麼，作為一個學生，能有那麼多的閒暇時間嗎？除非是把學業放下，專門就幹這件事！這個想法剛一冒出來，我們馬上就覺得實在是異想天開，古往今來哪有那樣的事呢？然而，世上的事就是這麼神奇，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你遇不到，何況現在已經想到了呢？

正當藝體類考試結束，普通高考還沒開始，我們這些提前上了一回戰場的人們，還在如醉如癡地等待錄取通知書的時候，6月18日，中央台還真就破天荒地發佈了一項極為重要的決定：“大學停止招生，放假半年搞革命。”有一天，學校總務處廣播了一個通知，讓我去領掛號。我們家一戶有錢的親戚也沒有，誰能給我寄錢來呢？到了那裏才知道，是1元錢，北京廣播學院退給我的報名費，考試作廢了。我們班參加了其他藝體類考試的同學，同樣也都白考了。

7月16日，頗具詩人氣質的毛澤東主席以73歲高齡暢遊長江，不但最強烈地象徵了什麼，而且明確提出了激越人心的論斷：“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我們仿佛悟到了一些事。

8月，黨的第八屆十一中次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文革”正式全面發動起來。

老美那邊一直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們，他們始終也不甘心讓我們這樣一個紅色政權發展下去，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勒斯的那個說法，把新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第三、第四代身上。

毛主席高瞻遠矚，要帶領人民繼續革命，防止黨變修、國變色、人變質。要打破常規，在大風大浪中用新的方式大幹一場。老人家一個前無古人的想法，就是搞“文革”，從上而下地發動一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大革命。鬥爭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我們出於對毛主席的無比崇拜，以及無限信賴，只有緊跟毛主席的步伐，心無旁騖地向前走。接下來就不能再考慮高考的事，你想的再多，也沒用了。每天基本上就是大字報、大字報、大字報。

就在這日子過得有些單調乏味的時候，傳來了一條很特別的消息。8月25日，大連海運學院的15名學生徒步到北京串聯，並且準備在國慶日時接受毛主席檢閱。他們的做法行嗎？合理嗎？合法嗎？我們正在疑惑，不成想，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發佈通知，號召人們大串聯。10月22日，《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不坐火車、汽車，徒步進行大串聯是一個有意義的創舉”，“希望各地的革命師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徒步串聯不但得到了肯定，竟然還受到了如此高度的讚揚，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絕對是讓人眼前一亮的大新聞！亙古未有！以後我們才知道，整個的“文革”，處處都是嶄新的創舉，處處都是讓人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