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中”讀書／劉光軍

劉光軍

這裏的“社中”是對“大北汪公社中學”的簡稱。當時實行的是“人民公社”，而公社一所唯一的中學也自然就成了“大北汪公社中學”了。初進學時十三歲，十四歲畢業，因為那時候實行的是“初中二年制”，是符合“教育方針”中的“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求的。七二年中學成立並一次性招了三個班，時稱“一班”“二班”“三班”。七三年初中招了兩個班，按序稱作“四班”和“五班”，我被分在了“五班”。學校的地址是在大北汪南街村與東街村結合部，先是學校的大門往東開，大門外面就是莊稼地，南北有一條土路，由於地處偏僻，上學下學，來來往往很不方便。第二年便改作了南門，直接通往南街的主街道，這樣，師生進出就方便了很多。

我所在的“五班”的教室正對著學校的大門口，三間寬敞的紅瓦房，屋內還吊裝有天花板，做教室之前聽說是什麼“藥材站”，開始還不太相信，後來不知道是誰，什麼原因，竟從天花板上弄出來很多醫用的人體模型，才知道是真的。因後面的四個教室都是後建的，品質遠沒有我們的教室好，所以，我們的教室應該是全學校最好的教室了。

學校校長叫陳生軍，劉營人。後曾任永年縣“廣播電視局局長”。班主任是任相中，本公社西趙目連大隊人，三十歲左右的樣子。後不知道什麼原因換上了東趙目連大隊的田紅軍，田除任班主任外，還兼任語文老師。有趣的是，他本班一名學生名字也叫田紅軍，並且和他同村。數學老師是楊勝英，正西公社楊灣大隊人。楊老師一目殘疾，只有一目可以視物。上課時，偶爾會取出假眼珠，用手巾擦一擦，然後重新放回眼眶。楊老師身高一米六多，四方臉，說話帶有濃烈的正西口音。政治老師也姓楊，叫楊懷印，個子不高，帶個近視眼鏡，講課喜歡信口開河，脾氣極好，學生都不怕他，所以，只要是輪到他上課，課堂上總是很亂，每逢這個時候，楊老師就會收起滿臉的笑容，一臉嚴肅，故意大聲訓斥，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明所以，教室裏就會馬上安靜下來。正當我們準備長時間挨批評的時候，他自己竟然噗嗤一聲就笑了起來，無緣無故的，讓我們感到莫名其妙。就跟著他一塊兒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教室裏一瞬間又恢復了一片混亂。時間長了，我們都摸透了他的脾氣，就更加肆無忌憚了，以至於最後發展到了不能夠再正常上課的地步。

最值得一提的是孟彩娥，高挑，白淨，短髮，看著就讓人感覺非常的幹練。她一個人包攬了物理化學兩門主課，難能可貴的是她總是想盡辦法也要給我們做一些物理和化學上實驗。那時候就感覺特別的新奇，神秘。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上孟老師的課，願意看她給我們做各種各樣的神奇的實驗。歷史老師是大北汪西街的施振傑，他那時候就是為數不多的公辦老師了，武安師範畢業，據說數學最好，卻不知道為什麼卻任了歷史。他寫得一手好字，不管是粉筆字還大字標語都很漂亮。

說起楊懷印老師和孟彩娥老師，和我之間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他們兩個都是都是二十歲左右，都還沒有談對象。

楊懷印是西辛寨人，和柳村只有二三裏之遙。他和我二哥劉志民是高中時同學。同在當時的“永年縣第一中學”讀書。那時候，沒有公車，放假回家二人就一起步行三十多裏地走回來，開學了又一塊兒背著書包步行三十多裏地從家走到臨洺關。由於西辛寨村在柳村的 東南方向，所以，每次開學他都是先到我家，再和二哥一塊兒走。兩人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了。只是高中畢業後才由於種種原因而他分開了。後來，二哥參加工作到了“邯鄲熱電廠”當工人，他也到了“社中”做了一名代課老師。機緣巧合，偏偏成了我的政治課老師，和孟彩娥成了同事。那時候，他只要見了我，都會打聽一下二哥的情況，“志民回來了沒有？”這句話幾乎每次都問。後來，他聽說二哥還沒有對象，就想把孟老師介紹給我哥。關鍵是孟老師心裏也願意，所以我才有了一段感覺很特別的日子。當孟老師得知他是我二哥時，上課的時候，總是有意無意的走到我身邊，兩眼緊緊地盯著我看，那時候我雖然才十三四歲，但也有所感覺，能感覺得到她的目光中那種複雜的情感，以後她對我的關注度明顯高了許多。可是，由於二哥最終沒有答應這門親事，我才又被打回原形。還好，沒過多久就初中畢業了。

初二的時候，換了語文老師。田紅軍回村當大隊會計去了，學校又從外面調來了一個語文老師。花白的頭髮讓我感覺他就是一個老頭，其實那時候也就是二十三歲的樣子。後來才知道，他竟然和我是一個村的，叫李之秀。當時沒有想到的是，幾十年後竟被他暗中捅了一刀子。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這個人上課時有個習慣，總喜歡把一只腳翹起來，蹬在前面的講課桌的抽屜裏，一只手拿著書本，另一只拿著一支粉筆。由於他把腿翹得很高，所以他褲子的“前開口”就隨著也張開了，男同學只是偷笑，女同學卻紅著臉，不敢直視。關鍵是他自己還不知道，幾乎每堂課都是這樣，也沒人去提醒他一下，搞得大家都十分的尷尬。

還有一次，我現在還清楚的記得，他還是翹著一條腿，開著口，一手拿書，一手拿著粉筆。聲情並茂地讀著《女英雄劉胡蘭》一課，當他讀到劉胡蘭犧牲的那一個情節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的突然情緒失控，哭著讀了一嗓子，著實把大家下了一跳。這還不算，他還弄了個涕泗橫流，兩統鼻涕合著眼淚，一下子就垂了下來，提溜滴啦地足足有一尺多長。他可能感覺到了，弄了好一會兒才把它處理乾淨。這也算是一次很奇葩的事情了。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當時，學校裏還發生了一些現在看起來還是感覺很荒謬的事情。我整理一下把它記述下來，以便留存。

先說第一件（由於記憶原因，不是按照事情發生的前後順序記述的了）當時學校不知道要幹什麼，有一天，班主任任老師突然在放學的時候告訴大家，明天不再上課，全體學生必須向學校繳納一大袋子“沙子”。對，你沒有聽錯，就是要“沙子”。至於要沙子幹什麼用，老師沒有說，我們也沒有問。於是第二天，在村東通往後沙河的大路上，就出現了許多去沙河故道取沙子的人群，有家長，也有學生。有用自行車帶的，有用小平車推的，有用肩膀扛的，有用脊樑背的，家裏有牲口的就用牲口馱，，還有用扁擔擔的……遠遠看去，就像是一群逃荒要飯的。我自己知道弄不動一大袋沙子，正趕上父親還沒有空，所以就沒有去。第二天，我怕老師批評，就沒敢去學校上課。父親看到後，就問我班主任是誰，我說是任相中，他一聽，笑了。就跟我說，你別管了，明天我送你去學校。第二天，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跟著父親到了學校，找到了任主任，兩人見面就說開了話。沒有想到的是，原來他們兩個早就認識，任主任說，怎麼還讓你跑一趟，沒事的。就這樣，滿天烏雲散盡，這一關就算是過去了。

第二件事是收“洋槐樹樹葉”。離我們村後一裏多地就是“永北林場”，大片大片的洋槐樹林，平時，樹林裏很安靜，除了村裏的幾個放羊的幾乎沒有人去到樹林裏。那一年，不知道什麼原因，供銷社開始大量的收購起了“洋槐樹的葉子”。采回來以後還要充分晾乾，然後粉碎成末。幹什麼用還真的不知道。本來這件事情和學校，學生沒有半毛錢的關係，但是學校不知道那根神經不對勁兒了，就佈置下來任務，每個學生必須上繳十幾二十斤“洋槐葉”。現在想起來理由可能是為了“勤工儉學”，為學校增加收入。沒有辦法，學校有了任務，學生就要完成。又是放假，然後都跑到林場的樹林裏去爬樹採摘樹葉子去了。就因為這件事，還有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村裏一位女孩子在爬樹采樹葉的時候，不小心從樹上摔了下來，腿骨折斷，竟落下了終身的殘疾。那時候，人們普遍老實，認為責任是自己不小心所致，與學校沒有關係。所以，雖然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故，竟然都自己扛了下來。再一個就是我自己，那一天，我剛跑了三裏多地到了學校，班主任就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裏。告訴我，讓我和另外幾個男生一塊兒將收上來的樹葉用大布包抬著送到柳村，因為收購點設在了柳村的大隊部。而我又是柳村的，所以才讓我帶他們去。

那時候正是三伏天，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寒暑假，所以，暑伏天也不放假。偏偏那一天又是雨後，天氣又悶又熱，大布包又大又重，幾個人輪換著抬都累的不行。一路也不知道歇了多少次，好不容易才挪到了收購點。卸下千斤擔，渾身上下早已經被汗水濕透了。由於頭一天剛剛下了一場大雨，村裏的大坑早已被雨水灌滿了。我們幾個一商量，就決定去大水坑裏涼快涼快。於是，我領著他們很快就快到了村裏學校操場南邊的大水坑旁，迫不及待地扒光了衣服，躍身竄入水裏。水很涼，片刻過後，我就感覺渾身緊巴巴的，頭也開始又痛又暈。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就趕快爬了上來，暈暈乎乎地走到了家裏，一頭倒在了床上，發起了高燒，就再也爬不起來了。傻子都知道，這是被冷水激著了，熱毒內斂，排不出來，因此，十分兇險。一連治療了半月二十天，才漸漸有了好轉。後來我在《關口》一文中還提到此事。由此可見，當時是多麼的嚴重了。

第三件事是，當時學還校沒有公用的課桌，所有課桌都是各個班的學生，從自己的家裏帶過來的。我從上學起，就一直用的是我家裏的那張帶抽屜的老式桌子。後來不知道是從哪里學來的經驗，學校便想開始自己做紙漿課桌。所謂的“紙漿課桌”就是用廢紙打成的紙漿糊糊，附著在用青磚壘成的課桌骨架上，待紙漿幹後就變得又輕巧、又堅硬，最後再把一些花裏胡哨的香煙盒紙平整的粘貼在桌面上，既美觀又實用。我們學校聽說以後也動起了這個心思，因此，便又有了一項荒唐的事情發生了。

學校號召學生每人要繳上10多斤紙，不管是什麼紙都可以。這還不算，還要每個人再繳上十幾塊磚頭。後來才知道紙是用來打紙漿的，是用來做課桌的桌面的。而那些磚頭是用來壘課桌的。

那個時候紙張還不是那麼豐富，就算是學生必須用的作業本，也都是緊緊巴巴的，為了節約，總是會用了正面再用反面。由此可知當時的生活物資是多麼的貧乏了。為了完成學校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就到處去尋找，找了好久也沒有找到多少。後來就把家裏僅有的大哥二哥留下來舊書，都奉獻了出來才勉強湊夠斤數。而那磚頭就更稀缺了，那時候大部分人都還住在土坯房裏頭。整座房屋也沒有多少塊磚頭。那怎麼辦呢？我只好另想辦法，記得在野地裏我曾經過看到過有一眼廢棄的舊井，井幫都是用藍磚砌成的，現在這些井大部分都廢棄了，我何不就去

弄上幾塊交差呢？於是，便馬不停蹄的跑到那裏一看，果然沒錯。只是有人已經捷足先登，掀去了不少。我廢了一番功夫也終於弄到了七八塊，繳到學校，才算完成了任務。

在這之前，我把家裏唯一的一張書桌，也抬到了學校和別的學生共用。後來紙漿課桌做好了以後，我們班便成了第一個受益者。自己的桌子用不上了，就又重新抬回了家。可把別的班的同學羡慕壞了。不管怎麼說吧，我們也算是沒有白費勁，總算還使用了一段紙漿課桌。而別的班級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還在使用自己帶來的課桌。後來，我們畢業後，才又有班級接著使用。

一轉眼，五十多年過去了，我的那些老師和同學中，也有好多都逝去了。其中最讓我感到意外和不願意接受的，就是孟老師的離奇去世。據說孟老師後來調到了縣城的一所中學，後來在路過縣化肥廠鍋爐房的時候，正巧趕上鍋爐爆炸，她竟然就此永別。當初乍聞此事，著實感到心驚不止，嗟歎良久。

後來在姚村的一個榨油作坊裏，碰見過陳生軍校長。不過當時並沒有認出來。當知道他是陳劉營的時候，我就問他，知道不知道一個叫陳生軍的人，他聽後，兩眼看著我說：“我就是陳生軍”我頓時感到了些許的尷尬。仔細看後，果然依稀還有昔日樣貌。一陣寒暄，唏噓不已。歲月不饒人，信不謬矣。

時光荏苒，轉眼就是幾十年，昔日的畢業照片，隨著家事早已經蕩然無存，不知所以了。再好的記憶，也會在歲月的滄桑中變得模糊。儘管我盡可能的沉下心來去回憶、再回憶，還是不可能完全回復曾經的原貌。如當時五班共有多少名學生，早已經記不清楚了，也只能挨著村子，一個一個地去回憶他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