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劉光軍

劉光軍

父親在家族中的輩分排序為“長”字輩兒。父親幼時由於家庭條件還可以，還上過幾年私塾。父親天生聰慧，學習後粗通些文墨、賬目、計算等。後因家道中落，以至與人傭耕獲得些微資，用來貼補家用。二十一歲和母親結婚，改年大姐劉香蘭出生。受內弟一家的影響，父親於一九四零年在本村經五舅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五舅當時已是一名共產黨員、八路軍幹部。因此，父親成為了本村解放前入黨的十八名黨員之一。父親不僅參加了本村的民兵組織，“看青”護村，站崗放哨，還積極配合當地的八路軍襲擾大北汪炮樓上的駐地日偽。成為了當地一名活躍的抗日積極分子。

一九四五年正月，父親被村裏的一個姓武的漢奸（武老開的）告密出賣而被捕。被捕後，先是押在大北汪炮樓裏過堂審訊，問他是否“八路軍”，是不是“民兵”，他一口咬定只是村裏“看青”的，不是“八路軍”也不是“民兵”。後來又押往廣府城日軍駐地，依舊過堂審問。無果。複集中押向“邯鄲勞工院”。可能是日寇只因為為了讓這些“青壯年”去日本做勞工，害怕打壞了做不了“苦力”的緣故，所以，到了“邯鄲勞工院”也只是做了一些簡單的訊問，並沒有怎麼動刑。

隨後從青島上火輪船押往日本，在航海途中，有許多的勞工因得不到足夠的飲水和食物，出現了“流鼻血”的症狀。日本人就硬說他們是患上了傳染病，竟然慘無人道地將他們一個個都拋入了大海。當時父親也曾出現了流鼻血的症狀,幸虧有與他同行的本村人武長治拼死阻攔，再加上他的鼻血又在短時間內得以止住，這才僥倖逃過了一劫。

輪船在海上航行了半個多月才到了日本的北海道，隨後被編入“置戶出張所”所轄的“沙川株式會社伊藤組”，編號是“271”。當時的檔案記載的是“平整土地”，實際上是“下煤窯挖煤”做苦力。所慶倖的是當年日本就宣佈了無條件投降，在日勞工也得於於當年陰曆十月左右回到中國。

在從北海道去往港口的路上，他們看到到處都是被大火燒過的痕跡，無論是山川、道路、河流和村莊，到處都是黑乎乎的。有的鐵路上的鐵軌都扭曲成了“麻花狀”。他們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原子彈爆炸後所造成的結果。

坐船到了天津塘沽，下了船準備回家的時候。不成想他們剛走到了保定一帶，便又被國民黨兵抓了壯丁，強留在了當地的一處炮樓上。(其時一些事情見《半燭堂隨筆卷第七》)後來，他們看到有一位當地的老鄉經常在炮樓附近放羊，於是，在輪到他們站崗值班的時候，就有意識地去接近他，漸漸地就熟了起來。在與他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後，就坦白地告訴他，自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回國的勞工，被抓前都是“八路軍”和村裏的“民兵”。通過放羊人才知道，他們村裏就住有八路軍，於是，在放羊人的幫助下，和他們村的八路軍取得了聯繫。後來，在一個輪到他們站崗的夜晚，外面來了很多人來接應他們，他們摸著黑在壕溝上架了一根木頭，這才逃了出來。他們每人都帶出了三四支步槍和一些彈藥。當時，當地的八路軍曾經徵求過他們的意見，是留在當地參加八路還是回家。可能是他們當時由於太想念家裏的親人，只想早一點見到家裏的親人的緣故，故沒有留下。每人領了一些八路軍發給的路費後，便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陰曆十一月初六)回到了家鄉。

回村後，父親更積極地投身到黨在農村的各項鬥爭和工作當中，從土地改革到建國後的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成立的三十多年時間裏，他一直都是村裏的主要領導幹部之一。先後擔任多屆村黨支部委員、黨支部副書記、大隊長、大隊會計等職務。全心全意地為村民服務，在群眾中建立了較高的威望，得到了村民們的廣泛認可。晚年退休後，又挑起了“村信用站會計”擔子，繼續為全村群眾奉獻餘熱。

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雖然也遭受到了一些衝擊，但“清者自清”，烏雲終究遮不住太陽，一切的誣告和造謠，都在運動後期不攻自破。歷經風雨，初心仍在。他一生廉潔奉公，緊守情操。始終無愧於“共產黨員”這個最神聖、最光榮的稱號。

一九九五年五月因病去世，歸葬於柳村村南祖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