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困境與機會／楊雨亭

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近月來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史無前例最高分貝的關稅壁壘大作戰，一方面欲藉此調整長期以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巨額入超與驚人數目的美債（36兆美元），另一方面，必須強力壓制中國近年來在科技、軍事研發上大幅突破以及日益擴張對東亞與第三世界的影響。而中國政府表明絕不退讓，中國外交部今年（二零二五）四月十日發佈一段抗美援朝影片，其中毛澤東以濃重湖南腔堅決地說：「他們（指美帝）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四月十五日，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談話，稱「美國開打關稅戰的意圖，不是要中國的稅，是想要中國的命，……讓美國那些鄉巴佬們，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前哀鳴吧！」從中共百餘年的歷史來看，在面臨高度壓力時，毛氏強烈民族主義與極左基因就會浮現出來，而經常反應過度，即毛常說的「矯枉必須過正」。然中國商務部表示，「中美協商管道仍在」，也說明在特朗普虛張聲勢的表演下，中國政府內部鴿派認識到極端不合理現象不可能維持下去，讓子彈飛一陣子看看。

回顧一九四六年二月，美駐蘇聯使館副館長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1904-2005）向美國國務院發出一封數千字的長電報，提出被美國政府採納對付蘇聯集團的長期圍堵政策。凱南分析，蘇聯的國際行為主要取決於斯大林政權的內部穩固。我相信今天特朗普內閣對於中共治下的中國，應有類似的分析與決策模式。然對面對高額國債與社會內部問題叢生的美國政府來說，中國在入世後融入全球經貿體系，和當年工商業落後孤立的蘇聯有天壤之別，美國若再欲執行第二次圍堵共產集團的長期政策，可能不是最佳戰略，而應採取共存共榮方針。

關於韓戰，毛澤東日後對參加韓戰的決定是有保留的，認為是中了斯大林的計，讓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使得收復台灣遙遙無期，毛說「這就是犯了歷史錯誤！」這段歷史公案十分曲折，斯大林曾於一九四五年與蔣介石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盼望毛澤東不要渡長江，與國民黨隔江而治，毛澤東不聽，揮軍南下。

現在世界都在關注：國際貿易結構的大調整勢必進行，而貿易戰中的真正主角──美中衝突會演變到何種程度？俄烏戰爭的延長賽以及台灣海峽兩岸近年來浮現的戰爭危機，是否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從一個小地方看，就知道風吹向何處？近日一些台灣富人紛紛遠赴新加坡，銀行開戶，轉移資金，申請居留權；且有朋友問我：「時窮節乃見，戰爭來時走不走？」說明目前台灣繼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開始出現了第三次的社會恐慌，而這一次，似乎是歷史的終局。

近半年來，台灣的民主體制呈現出不能適應及不能調合黨派與族群之間情感與意識形態上的日益不和與不信任，反對陣營之間對於對美關稅、兩岸危機的認知與處理，無法有效溝通與產生基本共識，而將對方視為罪魁禍首，己方是受害者。事實上，台灣的處境有國際氣候與兩岸關係的深刻背景，主客觀上，朝野皆不易完善因應，這顯示出台灣需要領袖群來團結與帶領大家走過日漸接近的深淵，否則社會不斷分裂紛爭的結果，就是台灣未亡於中共，而先亂於「黨錮之禍」。

社會內部的分裂，並不只是台灣獨有，近年來美國的情況亦然，可能這還是一個世界性的議題。自從二零一六年特朗普第一任以來，美國社會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化現象，一向以自由主義精神自持的民主黨人士，發生了「自由主義的悖論（Liberal’s Paradox）」，也就是說：「我尊重不同意見者，這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是我絕不能尊重票投特朗普的入」。這樣的對立延伸到家人、同學、朋友、同事與社區當中，甚至我在美國的親戚之間也為是否支持特朗普而爭論，其中有些議題非常敏感，如移民、種族、平等、失業、同性戀、對中國的看法等等。當我閱讀到這些話語與著作中的尖銳用詞時，難以想像一九七零到八零年代我在美國讀書工作時所曾經感受到甜美的黃金年代。從這裡看來，歷史的一頁已經翻了過去，人類必須要學習一個陌生而無情時代的來臨。

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奧地利猶太裔作家，納粹時流亡，他一生沉緬於美好的奧匈帝國時期，最後於巴西自殺。民國七年十一月七日，梁濟（1858-1918）出門，看見兒子梁漱溟，兩人談起歐戰，梁濟問：「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一天一天會好的。」梁濟說：「能好就好！」梁濟離家，寫好殉清遺書，三天後投北京淨業湖自盡。此事對梁漱溟警醒極大，放棄本來欲出家的想法，開始面對中國的問題。

「台灣會好嗎？」「中國會好嗎？」「美國會好嗎？」「世界會好嗎？」我相信不少人是悲觀的。但是我們沒有選擇，我們很難改變由歷史與政權塑造出來的紅藍綠族群，也沒有辦法改變中共、美國的思維與做法，但是設法拆除兩岸危機的引信，妥善處理台美關係，在台灣這一端我們是有責任，也有機會辦到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認識與掌握即將來臨時代的結構與關鍵因素。（照片示意圖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