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榮文兩岸觀點談臺灣的體制與文化差異／魯云湘

魯云湘（國際事務研究者）

近日聆聽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George Yong-Boon Yeo）專訪，論及兩岸關係，見解頗多啟發。楊前外長強調，小國應以多元角度觀察大國動態，不應以單一敘事看待臺灣與大陸。亦談到香港自97年回歸後，採行「一國兩制」，保留原有制度與高度自治，雖有5%的港人離開，但留下來的港人是被北京善待的。

可對臺灣地區而言，情形並不相同。這是因為若將香港模式套用於兩岸，容易忽略臺灣獨特的法理定位與歷史經驗。要知道，臺灣自二戰後歷經多次政權交替，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迄今已形成獨立運作的選舉機制與司法體系，並非像香港或澳門等，從殖民地回歸或「祖國懷抱」的狀態。因此，若以「一國兩制」一詞來直面兩岸未來，則是忽略臺灣在國際法與現狀下「一國兩府」的法理基礎。臺北並未向北京直接接受主權安排，而是與大陸各自聲索「中國代表權」，因此在實務上彼此並立。此外，兩岸缺乏同一法律架構，也未存在《基本法》所設的「高度自治」保證。若硬將兩岸納入同一「一國兩制」論域，只會使臺灣民主與主權困局被模糊、甚至被邊緣化。

其次，楊前外長所言「中國大陸需面對臺灣50年日據歷史，反思為何結果與其他日據地區不同」，頗具啟示。臺灣本島與澎湖群島，近代曾受荷蘭、西班牙、鄭氏、日本等政權影響，因而孕育出兼具中華文化、西方文化為底蘊，與日本法制、人權觀念的多元混合社會。這造就在主體認同上既不同於大陸，也與朝鮮半島、中南半島等日據地區迥異；臺灣從戰後至今，逐漸形成「既愛中華又重本土」的文化自主精神。相較之下，大陸則走向中央集權下的「同化」路線，對多數民族雖有憲法文字保障，卻常以維穩、統一敘事為先。

這正展現出的，正是兩岸對於「文化多元」的截然不同政策：臺灣透過民主選舉與法案保障，能在政治主流之外保留原住民、客家、閩南等地方文化，以及外省族群、新住民、歐美等移入文化；而大陸多以黨的話語主導文化呈現，將多元文化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框架之下。雖然近年北京朝「尊重地方少數民族文化」的路線前進，相比以往已有進步。但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介入痕跡依然顯著。例如在新疆、內蒙、西藏等少數民族自治區，雖有民族自治法與中央下發的文化保護指令，惟地方法令執行常為「黨保穩定」考量；語言教育被限制，宗教活動受到管制，傳統習俗必須符合黨中央的意識形態。

此外，北京官方推動的「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或「紅色旅遊」，經常將少數民族文化符號轉化為愛國教育的工具；當地經濟開發與基礎建設，則多以中央規劃為主，忽視原住民的生態與生計。換言之，即便「民族文化受尊重」成為中央書面承諾，但只要黨認定「安全風險」或「分裂傾向」，地方文化必被迫讓步。這種在法律文字與實務運作之間的落差，恰恰突顯中共體制下「黨的利益永遠高於人民利益」的固有邏輯。

回到香港及兩岸，楊前外長談及北京在處理香港議題時，應尊重「一國兩制」原則，卻可能忘記中共為維繫政權穩定時，不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侵蝕《基本法》保障。這也對已陷困局的香港，顯得有些理想化。

臺灣不同於香港，問題根本不在於回歸二字，而是在於政治制度及民主價值的深度根植。臺灣因民主化歷程與公民社會的蓬勃，而享有更充分的批判與自我糾正、反思空間；而香港則在「國安法」實施後，言論、集會與司法獨立空間受到嚴重壓縮，實際情況與「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框架大相徑庭、背道而馳。當然，就北京的立場而言，他們看到的也許是一群不願接受治理，甚至要求更多的群眾，這或許也是楊前外長強調：北京應坦然的面對台灣受到日本治理50年的原因之一。

在兩岸關係的未來定位上，楊前外長所倡導的「多邊視野」值得肯定，但臺灣須立足自身法理現實與民主價值，尋求對話與和平共存的途徑，而非盲目追求「模式借鑑」。對臺海局勢而言，正視「一國兩府」與「一國兩制」的根本差異、理解中共以黨權至上的體制邏輯，並深刻體驗臺灣歷經多元殖民所形成的混合認同，才能讓臺灣在國際與兩岸關係中，有更清晰的自我定位。（照片示意圖，本報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