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下鄉的日子（外一篇）／劉光軍

劉光軍

1979年，課程結束了，實習也完成了。剩下的只有回去等分配的通知了。本以為可以清閒一下,可還是沒有料到，被縣“科委”一紙通知調到了縣招待所，會議結束後，便和韓社軍一起分到了一個叫東李解的小村裏，做起了“包村幹部”。這可不是正式分配工作，而是臨時借調。

這時候大約是三月份左右，我們一起帶著行李和介紹信到村裏報導。經向村裏人打聽，找到了村支書劉書記的家,他接過介紹信，便為我們安排了住處。是他自己家新蓋的一處房院，四間北磚房倒也寬敞。房子的東頭盤著火炕，現在是初夏，所以也沒有生火。我們把行李丟到炕上就算是安頓下來了。當時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還有兩個別的單位的人。

房子的外面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院中有兩三棵樹，樹下有幾處用稻草簾子蓋著的小池子，不是很大，但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

第二天，我們幾個吃完飯，正聚在房門口說閒話，我無意中一扭頭，看到了一個女孩子挑著兩桶水從街門口走了進來，她看見我們，也沒有說話,只是禮貌的笑了笑，便徑直走到那幾個池子旁邊放下了水桶。然後彎著腰用手揭開了那些蓋在池子上面的稻草簾子。這時我們才看到池子的裏面，讓我們沒想到的是裏面居然什麼也沒有，只有一些像腐殖質一樣的泥土。我在學校學的是農學專業，學習過真菌作物方面的課程，所以我知道池子裏應該種植的是蘑菇。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長出菌冠來。那時候，蘑菇種植還不太多，這個村既能想到這個，可見一定是有能人。

當時縣科委要我們來到這裏，就是要在農業技術方面給他們一些幫助，所以一有時間就下放到大田的棉花地裏進行采點取樣，獲取一些棉鈴蟲的代數和蟲卵百分率，以便及時提供防治時間和配藥。

沒過多少天，已到五月麥收季節，地裏的麥子熟了。那時候還沒有收割機，收麥子全靠人力。家家戶戶都要準備好鐮刀，草繩。當時我覺得大忙時節在家待著有些不好意思，就讓村裏的副書記老年，給我們一人準備了一把鐮刀，跟著他到地裏幫助他割麥子。誰知道一開始意外就發生了。我一鐮刀下去，麥子沒割斷，卻把鐮刀“扳了”。老年忍不住笑了起來，說:“你們還是回去吧，這還真不是你們幹的活兒。”我們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只好灰溜溜地回來了。

我雖然生長在農村，但畢竟光上學了，也沒有幹過什麼農活，通過這件事我才知道，看著簡單的農活，真的操作起來也並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難怪人家都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信不謬矣。

◆過年紅包的變化
我是在後來才知道過年的時候還有壓歲錢這一說的。不管別人是什麼樣，反正至少在我家裏從來就沒有壓歲錢這麼一說。

我小的時候家裏條件還算可以，當然和現在那是根本無法相比的。但在當時和村裏別的家庭相比還是可以的。我家裏在過年的時候，也從沒有給孩子們發過什麼壓歲錢，別的家庭估計也就更不用說了。不是壓歲錢多少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

據說除夕的時候，要守歲，子時過後，趁孩子睡著了的時候，大人們就把提前包了壓歲錢的紅包包，悄悄地放在孩子們的枕頭底下。第二天起五更的時候，在穿好新衣服的同時，會送給每一個孩子。同時還要說上一句類似“過年好”的吉祥話。但這樣的情景對我來說，只是在傳說中聽到過。不錯，過年的時候大人可能在開心的時候，會給我幾分幾毛錢，讓我買一些機制小鞭炮玩。但大多時候都是我纏著他們硬要過來，要是在平常的時候，不管你怎麼要也是不會給的。糖果是不用孩子們買的，因為大人們早早地就準備好了像糖果、柿紐和蔬菜、肉類等過年物品的。我尤其饞那糖果，外形和母親紡花車錠子上那個用木頭做的東西特別想像。一公分長一點兒的圓柱體上整齊的刻著一圈一圈的小溝溝。和它形狀一樣的糖果就更好看了，紅一道，白一道，綠一道的漂亮極了。當時的人都管它叫“錠軲轆糖”。那時候還沒有吃瓜仔這一說，更沒有像現在的一袋一袋的炒葵花籽。倒是家家多多少少都會自己炒一些花生，用來招待那些來家裏拜年的人吃。在親戚、街坊鄰居來家裏拜年的時候，大人們都會毫不吝嗇的塞給那些小孩子吃。

後來，當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時候，家裏條件比我小時候好了太多。也從電視裏知道了還有壓歲錢這件事兒。於是，在過年的時候，妻子也開始學著電視劇裏演的那樣，給孩子們發壓歲錢。雖然不是太多，但畢竟比我們小時候強多了，總算是有壓歲錢了。

壓歲錢的多少，也是隨著家裏經濟條件的不斷提高而逐年提高的。由幾毛幾分到一元兩元，再到十塊二十塊，再到幾百上千元。這也從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社會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提高，家庭的富裕程度。

現在每當看到孩子們拿到那些壓歲錢開心的樣子，我就覺得自己也非常的幸福。看看現在，想想過去，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開心，不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