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易》看人生機遇／賀源

賀源

《周易·系辭》有言：“《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這部被譽為“群經之首”的古老經典，實則是中國先民對機遇最深邃的思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構成的符號系統，是對自然規律的抽象概括，更蘊含著把握人生機遇的永恆智慧。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重讀《周易》，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理解機遇、把握轉機的獨特視角。

《周易》最根本的哲學在於“變易”二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種層層遞進的生成模式，揭示出機遇本質上是一種陰陽能量的動態平衡。《乾卦·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象傳》言“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剛健與柔順的辯證統一，構成了把握機遇的基本法則。

北宋理學家邵雍在《皇極經世》中提出“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的命題，指出每個看似偶然的機遇背後，都有其必然的時空背景。就像《泰卦》九三爻辭“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所啟示的，機遇往往產生於事物轉折的臨界點。明代思想家來知德在《周易集注》中特別強調“時中”概念，認為真正的機遇把握者，應當“隨時處中”，在恰當的時機採取恰當的行動。

《周易·系辭下》指出：“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這種對“幾微”之象的重視，教導我們要培養見微知著的能力。《坤卦》初六爻辭“履霜，堅冰至”，就是提醒人們從細微徵兆預判大勢變化。春秋時期範蠡正是深諳此道，通過觀察吳國宮廷的細微變化，預見勾踐“臥薪嚐膽”後的復興機遇，最終成就“陶朱公”的商業傳奇。

清代學者焦循在《易圖略》中提出“旁通”說，認為卦與卦之間存在隱微的聯繫。這種思維方式啟示我們，機遇往往隱藏在看似不相關事物的連接處。就像《睽卦》上九爻辭“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所描述的荒誕景象，表面混亂中可能蘊含著特殊機遇。現代科技領域的跨界創新，恰是對這種“異中求同”思維的最佳印證。

《周易》強調“吉凶生於動”，機遇的把握需要主動作為。《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說明重大機遇的把握需要持久準備；《未濟卦》六五爻辭“君子之光，有孚吉”則指出誠信品德是轉化危機的內在力量。唐代宰相李泌曾用《周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道理，在安史之亂中協助肅宗把握中興機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革卦》的智慧：“革之時大矣哉！”變革時期往往機遇與風險並存。明代改革家張居正深諳“順天應人”的變革之道，在《陳六事疏》中引用《周易》“窮則變，變則通”的原理，推動萬曆新政。這提醒我們，真正的機遇把握者，既要順應時勢，又要主動引導變革。

《周易》最深刻的啟示在於，機遇的終極意義在於“生生之德”。《系辭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所有機遇都應服務於生命的成長繁榮。《益卦》彖傳“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指出真正的機遇應該創造多贏局面。北宋思想家張載在《西銘》中提出“民胞物與”的胸懷，正是對這種機遇倫理的昇華。

當代企業家曹德旺的經營哲學深得此中三昧。他在自傳中多次提到《周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道理，將企業成功與社會責任緊密結合。這種超越功利主義的機遇觀，在《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中得到完美詮釋——最大的機遇，往往屬於那些心懷敬畏、造福社會的踐行者。

回望人生經歷，我們會發現：機遇既非純粹的偶然幸運，也非完全的必然結果，而是主體與客體在特定時空中的創造性相遇。清代學者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說：“故聖人之於《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種對天時、地利、人和的整體把握，或許正是當代人最需要補上的一課。助我們更好地應對變化，適應當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