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發稿非運氣/唐勝一

唐勝一
近來結識幾位新文友,他們總愛問起我的“處女作”是如何發表的。當我說那篇小小說《生財之道》刊發在《湖南日報》副刊時,他們眼中滿是羡慕:“你的運氣真好,處女作就能登上這樣的省級黨報。”
他們說的是“運氣”,我卻只認為乃“功夫”。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還在農村“修理地球”,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勞累。處在改革開放的東風吹起時,鄉親們多往城裏打工,我卻憋著股勁想靠自己的努力跳出“農門”,不是等運氣砸下來,而是要親手刨開一條出路。空閒時便琢磨著寫新聞,向報社投稿。沒人教,就自己啃書琢磨,從導語到結尾,從事實到邏輯,一遍遍練,投出去的稿子漸漸有了回音,見報的頻率越來越高。
可我不滿足於此,心裏藏著個作家夢,這夢更不是空想就能成的。身邊找不到能指點的人,就把書本當老師。古典名著、外國文學、文學期刊……只要能買到的,絕不手軟。那年頭買書太費錢,有一年竟到了沒錢過年的地步,鬧出不少窘迫事。但書買來了,不讀透就是虧。於是,無論冬夏春秋,每個夜晚都讀到深夜,燈光在窗紙上明明滅滅,書頁翻過的沙沙聲成了最好的催眠曲。讀得多了,慢慢悟出些門道:文學的語言不能像新聞稿那樣乾巴,得有畫面感;結構不能是平鋪直敘的“一杆子插到底”,得有起伏轉折;文字要帶著熱氣兒,能讓人讀出生動來。
我開始習作文學稿,卻從不往外投。當時心裏清楚,火候還沒到,硬投出去也是白費功夫。那些日子,稿紙上的字改了又改,紙頁磨得起了毛邊,攢下的習作竟有四五十篇之多,篇篇都浸著琢磨的勁兒。
轉機出現在一家村頭小店。那天,我在小店歇腳時,正撞見件有意思的事:鄉里的稅收員路過時,被小店老闆娘一把拽進店裏。她把電風扇調到最大檔,又給稅收員塞上一瓶高檔飲料。“要不是你照顧,我這店哪有今天?”她笑著說。稅收員推脫不過,擰開喝了。說笑間,稅收員提了句“要調走了”,老闆娘的臉“唰”地變了色,剛才還樂呵呵的“石榴臉”,轉眼成了皺巴巴的“苦瓜臉”,手都不知往哪兒放,嘴裏直歎氣——心疼那瓶幾塊錢的飲料,要知道那時賺幾塊錢多不容易啊。我問她咋了,她嘟囔著:“生意難做啊。”稅收員勸她:“你會經營,狀況不錯嘛。”她卻接話:“好啥?顧客兜裏有倆錢就翹尾巴,我不笑臉迎著,誰肯進來?就像你,我不拉你進來,這飲料能賣出去能賺到這筆收入麼?”稅收員聽出了弦外之音,一邊回言:“我就說你會做生意嘛。”一邊乖乖地從褲兜裏掏出錢包,紅著臉付了飲料款才敗興而去。
這一幕在我腦子裏轉了又轉,那些日子讀的書、練的筆忽然活了。我提筆寫下這個不足千字的故事,字斟句酌,反復修改,直到覺得“像那麼回事”,才封好信封,交給鄉郵員大哥,算是投給了《湖南日報》。不到二十天,樣報寄來了。我握著報紙的手直抖呢,不是因為“運氣好”,而是知道,那些挑燈夜讀的夜晚、那些改到爛熟的習作,終於沒白費,印證了付出才有回報,開心得很。
我再把先前的四五十篇習作翻出來,像“回爐”般的逐字逐句修改,有的甚至推倒重寫。漸漸地,小小說、散文也常能見報。文友們仍說:“勝一啊,你運氣真好,偏偏遇上那麼個故事。”我笑著點點頭,而心裏卻明鏡似的:若不是早把筆磨利了,就算撞見再好的故事,也寫不出來;若不是讀了那麼多書、練筆那麼久,就算寫出來,也撐不起發表的分量嘛。我明白個道理,機會從來只敲有準備的門,門沒備好,再響的敲門聲也只會空敲,乃至成為雜音,於事無補。
縱觀世事,不光寫作如此,其他的事兒也都是這樣。我有一回去朋友家,他說塘裏有魚,捕上來吃鮮的好。我們四五個漢子圍著漁網犯愁,誰都沒撒過網呀,咋捕得到魚?我說我試試,並非逞匹夫之勇而口嗨憑空敢試,實在是從小看堂哥撒網,早把那手腕的巧勁、拋網的角度記在了心裏,應該使得出來。我撿好網腳,使勁一拋雖不太圓,卻也撒開了,竟撈上來滿滿一網魚。
世上並沒有那麼多“好運氣”,不過是能把功夫下在平時、把本事練在手頭的人才會成功。希望大家都做有心人,多學一點,多練一點,用看似不起眼的點滴積累,為將來搭臺子打牢基礎,等風來的時候,別人慌著找船,你早有了帆;等機會來的時候,別人忙著觀望,你早能穩穩抓住。事在人為,從不是一句空話,只要你把力氣花在哪里,哪里就會給你回應,那回應攢起來,就是進步和圓夢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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