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與勝利：台灣社會的矛與盾／陳少澤

陳少澤（社會時事評論家）

今年8月15日，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國投降日，也是太平洋戰區勝利八十週年紀念日（Victory in the Pacific Day, V-P Day，美澳等太平洋地區國家使用），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在紀念談話中，選擇使用「終戰」一詞，而非「勝利」。這一語言細節，折射出台灣社會，在歷史記憶與政治認同上的矛盾：作為國家元首，他理應強調「勝利」；但作為出身於日本殖民時代記憶的台灣人，他卻傾向選擇「終戰」。

「勝利」：國家角色的矛

1945年中華民國在二戰中屬於戰勝國。根據《開羅宣言》（1943年）、《波茨坦公告》（1945年）以及日本於1945年9月2日簽署的《降伏文書》，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蘇聯並列，確立其戰勝國地位。隨後，1945年10月24日，作為五大創始會員國之一，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這一切均以「抗戰勝利」為前提。

因此，對中華民國而言，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Victory over Japan Day, V-J Day，美國常用）的「勝利」，是歷史正統性的核心依據。若總統在重要紀念場合不使用「勝利」，是淡化中華民國的戰勝國地位與歷史資產，棄用等同國家象徵性的「矛」。

「終戰」：社會認同的盾

然而，台灣社會的歷史經驗，卻與中華民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1895年至1945年，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根據1940年台灣總督府統計，當時台灣人口約600萬人，其中日本內地人僅約30來萬（約佔5%），絕大多數居民是被殖民的台灣人。對這些人而言，1945年的意義不是「戰勝」，而是殖民結束、戰爭停歇，甚至是屈辱的戰敗。

此外，民進黨的支持基盤多對「中國抗戰正統」缺乏情感連結。選擇「終戰」更能呼應台灣本地記憶，但也免不了挑起兩岸「誰才是抗戰主體」的爭論。再加上外交現實上，需要維繫台日關係，使用「終戰」顯得安全，是一面用來化解此尷尬的「盾」。

誠如前述，這正是台灣社會的拉扯。「勝利」，是國家角色的必然責任，是彰顯中華民國正統性與國際貢獻的矛；「終戰」，則更貼近台灣本島的歷史經驗與外交考量，是避免內外爭議的盾。賴總統選擇後者，不論是出於外交顧慮，不願得罪日本？還是刻意淡化中華民國的戰勝國角色？抑或是單純反映個人與選民的歷史情感？這些動機，或許只有他本人最清楚。

「勝利」與「終戰」的用詞分歧，不僅是歷史記憶的矛盾，更是台灣面對未來時必須面對的課題。當國際情勢與內部認同不斷變動，如何調和國家正統性與在地歷史經驗，將考驗著領導者的智慧。這場關於詞語的爭論，最終將引導我們反思：在追求國際認同與內部團結的道路上，台灣的歷史敘事應該何去何從？這或許沒有單一答案，但持續的對話與理解，才是縫合歷史裂痕、凝聚共識的關鍵一步。（照片松濤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