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永生／周俊傑

周俊傑

文塔的銅鈴在晨霧裏輕輕搖晃，那聲響裏似乎還帶著八十年前的餘韻。東山中學的青磚牆上，歲月留下了斑駁痕跡，一些地方隱約能看到嵌在裏面的彈痕，如今已被爬山虎的捲鬚溫柔包裹，像無數只手小心翼翼地捧著永不熄滅的火種。這便是烽火中的永生，在時光的流轉中，長成了常青的模樣。

1938年深秋，日軍的炮火打破了湘鄉的寧靜，便河的水被震得泛起血沫。東山中學的教員們深知書籍的珍貴，他們帶著學生來到桃樹下，要把課本深埋起來。教務主任周震鱗，這位學校的創辦者之一，將《資治通鑒》小心翼翼地裹在油布裏。他的指腹蹭過“靖康之恥”的刻本批註，忽然想起二十八年前景德鎮瓷商送來的那對青花瓷瓶。此刻，那對瓷瓶正倒扣著，充當防空洞的油燈座，瓷壁上“天下興亡”的題字在火光的映照下愈發透亮，仿佛在無聲地訴說著家國大義。

埋書的坑挖得很深，能清晰地聽見地下水叮咚的聲響，像是大地在低語。初三學生李繼賢把自己一筆一畫抄錄的《少年中國說》仔細塞進陶罐，紙頁間還夾著春天撿的桃核，那是他對未來的小小期許。他或許不知道，這些文字將在泥土裏沉睡七年，但他牢記著先生的話：“書籍燒得掉，道理燒不掉。”後來，人們在防空洞的殘垣中發現了一塊黑板，上面《楚辭》的殘句“雖九死其猶未悔”還凝著粉筆灰，旁邊歪歪扭扭寫著“我們會回來”，那筆跡雖被彈片劃破，卻透著一股倔強的力量，讓人看到了不屈的信念。

這些場景總讓人心生感慨，不由自主地想起1910年那個捧著《盛世危言》的少年。毛澤東在東山求學時坐過的木椅，椅面磨損的地方恰好能放下攤開的書本。就像他後來在延安窯洞伏案工作的姿態，始終保持著在東山藏書室養成的習慣——把書頁邊緣折成尖角，便於隨時夾進記錄民生的紙片。學校管理員保存的借閱登記裏，《海國圖志》的借閱卡上有他用朱砂畫的航線，那些紅色箭頭穿過太平洋，在1945年化作了美軍援華物資的運輸航道，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般的傳承。

烽火最烈的時候，東山中學沒有倒下，反而成了流動的火種。教員們背著沉重的書箱，輾轉於湘黔邊境。在吊腳樓裏，他們教學生辨認日軍戰機的型號；在祠堂的香案上，他們講解《論持久戰》的深刻內涵。有一次，在雪峰山的密林裏遭遇轟炸，體育教員彭友仁毫不猶豫地把二十個學生按在石壁後，自己張開雙臂，像一面牆一樣擋住飛濺的碎石。他口袋裏還揣著1911年毛澤東臨別時贈他的詩稿，“埋骨何須桑梓地”的字跡被鮮血浸透，卻深深烙印在每個倖存學生的心裏，讓他們明白：有些站立，比活著更重要。

從東山中學走出的學子，帶著母校的精神奔赴抗日戰場。後來，人們在學校文塔後的石壁上，刻下了七十多個犧牲在抗日戰場的學子名字，這些名字在每年清明都會被雨水洗得發亮，就像他們當年別在校服上的銅扣，歷經炮火依然保持著金屬的光澤。最年輕的劉道一犧牲時才十九歲，他在臺兒莊戰役的家書中，畫過東山的校門，字裏行間滿是對母校的思念，他說總夢見晨讀時文塔的影子投在課本上，像一座永遠不倒的燈塔，指引著方向。

如今，當年埋書的桃樹下，泥土裏偶爾還能撿到銹蝕的彈殼，那是歷史的印記。去年翻修操場時，工人在地基深處挖出半塊陶罐，裏面的《少年中國說》殘頁已經碳化，但“少年強則國強”的字樣依然能看清。那些筆劃間蘊含的力量，早已長進新栽的桃樹苗裏，隨著樹苗的生長而延續。學生們在新建的校史館裏臨摹先烈字跡時，總有人發現自己的筆鋒和石壁上的名字驚人地相似，或許，這就是烽火淬煉的精神，通過血脈在代代相傳。

暮色漫過便河石橋，夕陽的餘暉灑在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幾個學生在彈痕牆前放起了紙船，紙船上點著的蠟燭在水面漂遠，像一串流動的星子，帶著希望駛向遠方。文塔的銅鈴又響起來，這次，鈴聲裏混著孩子們的讀書聲——“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聲音撞在青磚上，彈回來的，仿佛是1938年防空洞裏的吟誦，是1910年少年翻書的沙沙聲，是所有在烽火中未曾屈服的靈魂，共同發出的永生迴響。

這便是烽火中的永生：不是墓碑上的名字永不褪色，而是那些在炮火裏堅守的信念，能在八十年後依然長成照亮前路的火把。當最後一縷陽光掠過“東山學校”的匾額，餘暉溫柔地籠罩著這座校園，我忽然懂得，為什麼歷經劫難的校園總在春天開滿桃花——那些埋在地下的書本與理想，早已在時光裏生根發芽，長成了比歲月更長久的模樣，永遠鮮活，永遠充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