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阿福三十而去／唐勝一

唐勝一

農曆的“七月半”漸漸走來，村寨裏的炊煙都帶著許微的肅穆，各戶人家又開始準備供“老客”了。到時，我家案桌上的燭火搖曳，恍惚能看見阿福堂兄站在光影裏，——他是我們家族故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三十歲的年輪剛畫滿一圈，就被肝病硬生生掐斷了軌跡。

阿福是三伯的長子。他長我三歲，卻與我從小學到初中都形影不離地同班。鄉親們總愛把我倆擺在一起比：他個頭躥得比我高，我眉眼倒比他周正些；他課本上的字寫得端正，我成績單上的數字總比他鮮亮；可論起懂事，我便只剩慚愧，——他早早就像棵小樹般撐起家裏半片天，挑水、砍柴、幫襯著田裏的活計，而我還在田埂上追蝴蝶捉蜻蜓，偶爾還會打碎家裏的鹽油缸子或醬油瓶。

初中畢業那年，用鄉親的話講，得到祖宗的庇佑，我倆竟雙雙考上了縣一中讀高中。我拍著他的肩膀笑：“阿福哥，真沒想到你藏著這麼大的本事，考試發揮得這麼好。”他低頭蹭了蹭鞋面，唉的一聲歎息，像被露水打濕的草葉，低沉著說：“一弟啊，我若考不上，就真沒書讀了。最後那幾個月，我把煤油燈熬得比月亮還亮，才追趕上來。努力沒白費，這下我又能跟你做同窗了。”末了，他嘿嘿兩聲笑，讓我鼻子都發酸。

高中畢業後，我們都回了村寨，腳下的泥土把“命運”兩個字焐得滾燙。阿福哥拿起農具就像握住自己的手，犁田時牛繩在他掌心繞出熟練的弧度，插秧時腰彎得像新月，起身時帶起的泥水都透著輕快。我卻像株錯栽的秧苗，牛鞭揚得越狠，大水牯越強；秧苗插得越急，行距越像歪歪扭扭的音樂五線譜。

“不急。”他總是把我手裏的牛鞭接過去，掌心的老繭蹭過我的手背，“凡事都有個過程，來，我教你。”我記得第一次學犁田，是他先牽著牛走了兩趟，田壟像被尺子量過。可他鬆手剛上田埂，那大水牯就回頭瞪我，鼻孔裏噴出的粗氣帶著挑釁的味道，迫使我咬著牙揮鞭抽打。他在田埂上喊：“對，打得好！就得讓它知道誰是主！”他說著跳下田來，要過牛鞭甩得“叭叭”響，還扯開嗓門大罵大水牯：“死牛子，欺負生手是吧？好，看我不打掉你的蠢氣！”他把大水牯抽打得蔫了，才把鞭子塞回我手裏：“來，再套一次犁。”我看著那粗壯的牛繩發怵，他用胳膊肘撞撞我：“膽怯了？放心好了，有我在，大水牯不敢造次。學耕田，哪能不學會套犁嘛？”

那天的早飯剛過，斜斜的陽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我攥著牛繩的手被他握著，一點點穿過繩結。當我終於能揚鞭吆喝，大水牯乖乖邁開步子時，他笑得露出白牙，誇我呢：“一弟就是靈，一點就透。”我撓撓頭，說：“讀書我或許能贏你半分，幹農活吧，我得跟你學一輩子。”他拍拍我後背，掌心的溫度燙得像灶膛裏的火：“自家兄弟，說這些幹啥。”

後來用人力打稻機脫粒，兩百來斤的傢伙浸了泥水，沉得像頑石。我每次跟他抬打稻機時，他就說：“一弟，你拿幾塊擋板就行，整個打稻機讓我來背。”“不，一個人背得很辛苦。”我不讓時，他卻已經蹲下身子，寬厚的肩膀頂住打稻機中心點，找准平衡，起身時脊樑彎成一張弓，腳步卻穩得像釘在地上。他邁開了步伐，我跟在旁邊，看著他後頸的汗珠砸進泥土裏，砸出一個個小小的坑。

他不僅能耕田種地，還會撐排、捕魚，像天生就懂得跟水打交道一樣。我纏著要學撐排，他便選了個晴日，木排泊在大小塘裏，像片巨大的荷葉。“篙子要往水底紮，身子得隨著排晃。”他站在排頭，教我用篙時，褲腳卷到膝蓋，露出小腿上被塘邊野草劃破的道道血痕。有一回冬日捕魚，水塘結著薄冰，我自告奮勇當撐排手，剛往木排上一站，老漁翁見著，就搖著頭不肯上來，還說：“一伢子沒撐過幾回木排吧？這冰水裏不是好玩的，別把我們弄得掉下水去。”

阿福哥卻提著漁網跳上來，竹篙往我手裏一塞：“一弟你撐排，我來撒網。”他彎腰整理漁網時，呼出的白氣拂過我的手背。他接著說：“撒網時木排會往前沖，你得用篙子往回憋，慢些，穩些，別慌。”第一網撒出去，我手忙腳亂，木排差點撞向漁網。他回頭時睫毛上結著霜：“別急，便暗勁往回帶。”第二網時，我跟著他的節奏倒排，木排像聽話一樣地在水面上劃出輕柔的弧線，我便控制自如了。阿福哥站得穩當，回頭朝我伸出個大拇指。塘埂上的鄉親們說：“這倆兄弟，不愧是喝過墨水的，一看就透著機靈。”我們聽得舒坦。阿福哥朝我眨眨眼，網裏的魚兒急得亂蹦亂跳，濺起的水珠落在他臉上，像沒來得及擦的淚珠兒。

沒過幾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寨子裏，年輕人都背著蛇皮袋往廣東跑。阿福哥是頭一批，臨走時他把那件洗得發白的的確良襯衫熨得筆挺。春節回來，他給我講東莞的工廠生產流水線，講夜晚的霓虹燈比星星還密，講一個月能掙回好幾擔穀的錢。“你去不去？”他問我，眼裏的光比當年煤油燈還亮。我搖搖頭:“暫不去。”那時，我正啃著自學教材，稿紙上的鉛字還沒長出翅膀。我決心要用知識改變命運，用努力來跳出“我門”。

他在廣東掙了錢，蓋了新房，添了一對兒女。我去喝他小兒子的滿月酒時，他抱著繈褓裏的娃，笑得眼角堆起褶子：“看，這是你小侄子，到時讓他跟你讀書。”他家的經濟條件已然有所改善。可好日子剛冒頭，他就病了。肝腹水，醫生把我三伯拉到一邊，話像冰塊：“來晚嘍，住院也未必——”

他只好回家療養。但他不肯躺床上，仍然要到處走走。他清晨扛著鋤頭去看自家的山，楠竹被風吹得沙沙響。他摸著竹節說：“以後就靠它們供娃讀書了。”午後，他坐在門檻上，看著曬穀場上的雞啄穀子。他說：“這穀子曬得夠幹，能存到明年。”其實，這時的他是強打起精神，實際上已像一株被蟲蛀了的稻子，明明快倒了，卻還硬挺著穗子。

那天，我去看他。他躺睡在竹椅上，顴骨凸得像山尖。三伯娘指著我問他：“認得這是誰不？”他眼皮顫了顫，聲音輕得像棉絮：“一弟……我認得。”我抓住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骨頭，皮膚像曬乾的紙，一捏就像要碎。我忍不住地掉眼淚，不小心還砸在他的手背上。他費力地睜睜眼，嘴角扯出個淺淡的笑：“一弟啊，我都沒哭，你哭啥子嘛？”

他走的那天，天陰沉沉的，不時地下著雷陣雨。我趕到時，他已經閉上眼了，臉上很平靜，像累極了睡過去一樣。可我知道，他才三十歲啊，他還沒看夠兒女長大，沒享過幾天不扛鋤頭的日子呢。出殯時，送葬的隊伍在山路上蜿蜒，哭聲把樹葉都震得落下來，畢竟，白髮人送黑髮人是少有的悲摻，連蒼天上帝都忍不住眼淚。雷雨大作，時而停歇一會像悲慘昏迷，回過神來又下得稀裏嘩啦。我走在隊伍裏，模糊的眼前總晃著他教我犁田的樣子，他背打稻機的樣子，他撐著木排朝我笑的樣子……這些本來美麗的畫面，此刻竟然像變成一把把刀子，一下一下地割著我的心頭肉，痛得我喘不過氣說不出話來。

年年的七月半，我家都要供“月半”祭故人，其案桌上擺起供品時，燭火總在我眼前晃出阿福哥的影子。我對著空氣輕聲問：“阿福哥，那邊的田埂好走嗎？有沒有人教你幹活偷懶？”風從窗縫鑽進來，帶著些微的涼意，像他當年拍我後背的力道。

焚燒紙錢時，我訴明道:“阿福哥，這人間的苦你已經嘗夠了。若有來生，你就做一株閑雲裏的草吧，不用撐排，不用犁田，就曬曬太陽，吹吹風，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