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豬宴中的鄉愁／劉敬宗

劉敬宗

重慶“呆呆殺豬宴”火了，一下子勾起了我深埋心底的兒時記憶。

我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從小生活在農村。兄妹四人與父母相依為命，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走出大山。記憶裏最清晰的，是家裏常年養著四頭豬：兩頭大的，兩頭小的。大的賣掉，再買回小的，如此循環往復。賣豬的錢，除了買小豬，剩下的都用來補貼家用。“賣豬買豬，剩點不多”，正是那個年代農村最真實的寫照。

那時候喂豬不賺錢，卻也基本不會虧本。豬吃的是青飼草，偶爾能吃上兩把米糠、幾塊南瓜或紅薯，就算是奢侈的享受了。

既然不賺錢，為什麼還要養豬？圖的是豬一生積攢下來的糞尿——那是莊稼最需要的有機肥。直到七十年代，村裏才有了液體化肥——氨水。為了防止蒸發，每個大隊、生產隊都要修氨水池。再往後，才有了固體化肥——尿素。

一年養下來，一頭黑毛豬能超過一百五十斤，就算很不錯了。那豬肉香得很，可買肉得憑“肉票”。農民自己殺豬吃，還得有“賣一留一”證：先賣一頭給國家，食品公司收了豬，才發一張證，允許你再殺一頭自家吃。

在我小時候，能殺豬過年的人家，都是村裏的“大戶”。我家在八十年代前，從未殺過年豬。直到1982年我參加工作後，家裏才第一次殺了“半邊豬”——另一半必須賣給國家。

那年我在鄉政府當農技員。記得書記在一次例會上統計幹部家裏殺年豬的情況，十三個鄉幹部，除了我，家家都殺了一頭。書記笑著鼓勵我：“明年爭取殺一頭。”

雖然只有半邊豬，但吃“旺兒湯”的熱鬧絲毫不減。親戚來了，左鄰右舍也來了，坐了滿滿四張八仙桌。孩子不能上大桌，我已經參加工作，自然能和大人們同坐。桌上是地道的“九大碗”，最顯眼的就是正中央那碗肘子。

那碗肘子是桌上最“神聖”的菜。上八位（八仙桌正對堂屋的上方）的長輩不動筷，誰也不敢先夾。那是老輩傳下來的規矩，也是鄉村裏最樸素的尊老與禮儀。

殺年豬、吃旺兒湯，是那個年代最尋常的事。沒有攀比，沒有埋怨，只有煙火氣、人情味，還有揮之不去的鄉愁。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仿佛又聽見豬叫聲、柴火聲、鄉親們的笑聲，在記憶深處久久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