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曾建元／《當代中國民主史話》序

[NOWnews今日新聞] 2025年中央廣播電台溫大同主持的《兩岸新聞導報》節目，推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主講的《當代中國民主史話》欄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數位黨國極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言規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憲法基本原則，這就斷絕了主權在民和政黨輪替執政的民主政治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可能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在中華民國統治之下，高倡新民主主義，爭取民主自由，主稿之《和平建國綱領》，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重要內容。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建政之後，由中共領導的新中國曾經是中國民主同盟、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民主黨派追求民主實現憲政的寄望，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臺灣的英勇奮鬥，更在臺灣人民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人格的典型。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即針對中華民國的殘餘力量展開血腥殘酷的政治鎮壓和肅清，1957年國家主席毛澤東發起反右派鬥爭，以百鳥齊鳴、百花齊放雙百方針引蛇出洞，對反革命份子進行誘陷和捕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背叛，其後則是毫不掩飾地發動各種政治運動，不斷地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政治清洗。中共黨國體制的專制本質，總算有人看到，並提出質疑，乃至於否定與從事反抗。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今已逾七十年，民主運動薪火相傳，層出不窮，在官方的中共黨史之外，歷年的民主運動與人物，則以理想和勇氣創造出了充滿血淚的民間史。他們的故事或許不見於官方的紀錄或受到肯定，但因有他們，中國人民才擁有足以傲世的民族精神和人格典範、足以稱說的光榮歷史，「不容青史盡成灰」，我們心情的急切，是因為在當代中國大陸，思想檢查和出版審查導致有關的史料和事蹟無法公開談論和出版傳播，在網路長城以外的我們，於是成了歷史的載體，而與中共展開了遺忘與記憶的百年戰爭。

我們預計以十二個月，一個月一集的方式來進行製播，全部主題暫定如下：

一、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國共合作

1917年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領導俄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而組織了共產國際，輸出革命。1919年巴黎和平會議期間，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救亡圖存的時代焦慮，使民主與科學，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旗幟最鮮明的追求。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參與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他更為孫中山延攬，參與1923年1月中國國民黨的改組。

1920年7至8月間，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當中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無產階級領導。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的第2條第1款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第2款規定：「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舉行。根據列寧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制定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則是：在最低綱領實現之後，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

由此可知，中共認為中國的革命有兩個階段，一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需要兩步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東省廣州市舉行，認為中國產業落後，勞動階級尚未成熟，因此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應為中國國民黨。中共乃依共產國際之指示，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改組後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此是為國共的第一次合作。

孫中山過世之後，國民政府成立，在北伐的途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發動了清黨，對共產黨人進行鎮壓，陳獨秀為共產國際解除中共總書記職務，在中東鐵路事件中反對蘇聯侵犯中國主權而為中共開除黨籍，而後又為國民政府逮捕下獄。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次合作，陳獨秀於此時出獄，在歷經多年思考後，陳獨秀對於蘇聯共產黨在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領導下所實施的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獨裁）提出嚴厲批判，而指出：「『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事實上，陳獨秀同樣也對反對國民黨獨裁的中共提出了警語。不幸地，中共終究在毛澤東主持下走向了領袖獨裁。

二、新民主主義與新三民主義

毛澤東將中共建黨後參加中國民主建國進程的總路線，稱為新民主主義。中共認為國民黨在實施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後，三民主義的內容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可稱之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下的民權主義，則為新民主主義，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共最終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實現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並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共認為，國民政府在清黨分共和實施訓政後，就背叛了新三民主義，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政政權。

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共赴國難，而提出戰時民主主張，並在其所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實施以人民代表制為憲政體制選擇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抗戰勝利後，中共參與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和平建國綱領》，與中國民主同盟合作，支持張君勱修正式內閣制的憲法草案修正方案，但因內戰加劇，最終拒絕參與制憲國民大會，以軍事力量將中華民國逐出中國大陸，而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標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開展的階段。

三、《共同綱領》與民主黨派

1946年11月，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中共與民主同盟拒絕參與，1947年7月，國民政府宣布動員戡亂，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23條，於其中第5條號召民主黨派共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中共在北平組織新政協籌備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會議召開，共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九個民主黨派參與。新政協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定國號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謝雪紅以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副主席身分與會。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而中華民國則在5月起在臺灣實施戒嚴與白色恐怖統治。12月7日，行政院長閻錫山率中央政府自四川省成都市遷至臺灣省臺北市辦公。

四、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談話，於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之餘，也主張鎮壓反革命必要性，但今後要少捉少殺。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明道，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中共既然鼓勵不同意見，於是各種批評如潮湧來，異議者大略可分五類：一、以章（伯鈞）羅（隆基）同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知識分子；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和北京大學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五、學者。

1957年6月，毛澤東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感到各界的批評已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特別是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還有取代中共執政的能力，於是聲稱引蛇出洞，發動反右派鬥爭，全面整風。全中國大陸有55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中共陷害民主黨派，露出一黨獨裁真面目，自此徹底告別新民主主義和民主。

五、中國文化大革命與李一哲大字報

毛澤東利用群眾的領袖崇拜和集體狂熱，鼓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對異己的黨內外力量和黨國體制，以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之名進行打擊。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以暴力揪下與其意見不合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將之殺害，並縱容狂熱而無知的紅衛兵四處串聯，破壞歷史文物、挑戰公權力與社會秩序，並任意侵害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

1974年11月10日，有廣東省人民藝術學院大學生李正天、廣州市第十七中學高級中學部學生陳一陽、王希哲在廣東省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指導下以共同筆名李一哲，在廣東省廣州市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藉由批判「林彪體系」，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的問題。中共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書記趙紫陽下令保護李一哲等人之人身安全，由宣傳部以筆名宣集文對大字報進行批判，批判文件附有大字報原文向全國各地發布，同時並組織批判會，允許李正天公開辯論達上百場。

趙紫陽轉任四川省委書記後，李一哲等人即以反革命遭到逮捕，直到1979年2月，始為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主持平反。

六、四五運動與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

1976年1月，周恩來於國務院總理任上逝世，中共中央下令禁止自發悼念。由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仍勉力維持了政府的運作，而受到人民愛戴，人民乃借祭悼周恩來表達對中共的不滿。3月25日，《文匯報》發文影射批判周恩來，引起反彈，28日，南京大學數學系師生由該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總支部委員會書記李西寧發動，持毛澤東巨大畫像上街遊行憑弔，29、30日，南大20多組師生分赴南京各地刷寫標語，31日，南京17所大專院校代表於南大集會，一度醞釀組織「中國民主大同盟」，最後成立南京市各界群眾悼念周總理聯絡站，推選李西寧為總指揮，組織群眾前往梅園舉行悼念活動，並對周恩來公開交付政務的副總理鄧小平表達支持，公開反對文革勢力即四人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集團。

南京事件誘發了北京的響應。30日上午，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由組長曹志傑率領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貼出北京第一個悼詞和花圈。4月4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群眾人數達到200萬最高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毛澤東主持，認定其為反革命藉機反撲，次日進行暴力清場，隨後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

四五運動啟蒙和集結了一批陳子明、王軍濤等一批青年學生，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體制外政治力量在眾聲喧嘩中無意地誕生了。

七、民主牆運動和北京之春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6日，國務院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國防部長葉劍英等發動懷仁堂事變，一舉逮捕四人幫，文化大革命走入尾聲。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圍牆拆除，人們把大字報改貼到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該面牆自此被稱作「民主牆」。人們在其上張貼各種大字報批評時政，最後演變為各種非正式刊物。7月，鄧小平復出，恢復副總理等職務，9月發言主張要撥亂反正。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南京大學教授胡福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後經《光明日報》等報刊轉載，掀起鄧小平求是派和華國鋒凡是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鬥爭。11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陳雲發言批判四人幫與文革，主張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等，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決議實施改革開放，華國鋒失勢，鄧小平成為改革派的實質領袖。在就此時，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將政治民主化，1979年1月8日，魏京生與楊光、路林和劉京生創辦了《探索》雜誌，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3月25日，魏京生再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布《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北京市公安局亦發布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北京市公安局當日即逮捕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30日，鄧小平在中共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要講話。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1980年2月，武漢《鐘聲》主編與上海《民主之聲》主編傅申奇共同主持全國部分民主刊物武漢會議，決定各民刊暫時停刊，半年後再復刊，並在到廣州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此間秦與傅等人商討建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憲決議，取消了原第45條公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2年12月，鄧小平主導的新憲法由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四項基本原則入憲，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八、中國之春運動

1982年11月，9月甫獲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實驗醫學博士的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表《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宣布投身中國民主運動，旋即獲得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會長薛偉（黃仕中、王元泰）聲明響應。12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薛偉擔任發行人。

1983年3月，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成立，5月王炳章在《中國之春》第3期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中倡議「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提出五項政治主張：「一、廢除一黨專制；二、政黨、政府、軍隊、司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問題」。12月27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召開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王炳章提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直言臺灣政府不是民主政體，但認為國共鬥爭可以為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空隙，這一新的政治力量苟能與中國人民廣泛參與中國的統一，就能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建立提供機會。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改名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王炳章當選首任主席，是當代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臺灣人有林樵清當選總部常務委員，沙林（姜新立）與楊雲（楊雨亭）當選總部委員，楊雲則出任舊金山分部主席。

蔣經國命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成立《移山專案》，全力支持中國之春運動。中國之春乃主張在民主中國重建之前，暫用中華民國國號。

1984年，民聯主張理性反共，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改革路線表示支持。

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楊黃美幸當選全美臺灣同鄉會會長，積極與民聯互動，推介自決觀念。王炳章有意在臺灣組黨，與軍情局爆發衝突，乃辭去民聯主席，宣布民運獨立、以商養運，有意從商維持民聯財務。

1989年1月，民聯因質疑王炳章財務支持失信，導致主席胡平與王炳章分裂，爆發倒王事件內鬨，4月2日擁王派另行集會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12月，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與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黨，組黨籌備委員中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博士生余茂春。1991年7月，王炳章出任第二任黨主席。

1993年1月民聯與民主中國陣線齊集美國華盛頓會議，計畫合併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因選舉爭議而分裂，徐邦泰當選民聯陣主席，民聯與民陣拒絕解散。後經訴訟，民聯陣取得《中國之春》經營權，民聯則另行創辦《北京之春》。

九、丙寅八六學潮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此可謂八六學潮的先聲。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授意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就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政治體制問題，設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進行研議。鮑彤被任命為政改辦主任進行研議。11月7-8日首次會議，由政改辦主任鮑彤提出報告，達成黨政分開與黨內民主等初步共識。

中共高層所釋放的政治改革氣息，卻令民間振奮不已。11月上旬，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相繼到同濟大學同濟八六文化潮活動中演講，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演講。12月4日，方勵之在校內競選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演講會上發言稱：「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在其影響下，中科大學生聯合其他高校共4,000餘名學生遊行爭取自由的民主選舉。八六學潮爆發。

方勵之與中科大近代化學系主任溫元凱高票當選西市區人代，鼓舞學潮蔓延全國，上海、北京、深圳、武漢各地相繼而起，要求民主，持續到1987年1月寒假始散去。鄧小平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縱容學運，迫使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請辭，由趙紫陽代理，而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趙紫陽作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組建成立。

十、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於北京逝世。17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製作紀念大型花圈送至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之後各校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要求重估胡耀邦功過與思想主張。20日，有學生在中南海新華門與武裝警察發生衝突。

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發起無限期罷課，全國各地陸續響應。當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前往朝鮮國是訪問。次日，北京與全國各地大學全面罷課，25日，北高聯提出復課三項要求：與國務院有代表性的官員對話；政府對新華門事件公開道歉和懲罰兇手；國內傳媒如實報導學生運動。而鄧小平已決心強硬對付學運。

26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引發次日北京學生遊行。30日，趙紫陽回國，反對李鵬為首強硬對付學運的立場。5月16日，北京市民百萬人遊行聲援學運，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學生代表，19日凌晨，趙紫陽親至廣場探視學生，告病未出席中共高層會議。鄧小平拍板決定自20日起在北京實施戒嚴，趙紫陽從此失勢而遭到軟禁。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立，主席司徒華。23日北京仍進行百萬人大遊行。為了避免政府鎮壓學生，6月2日有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劉曉波、高新、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臺灣音樂製作人侯德健廣場四君子發表《六二絕食宣言》，宣布將連續絕食72小時至5日下午。不幸的是，3日至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對天安門廣場學生進行武力鎮壓清場。13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緝北高聯王丹、吾爾開希．多萊特、劉剛、柴玲、周鋒鎖等21名學生，23-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免除總書記趙紫陽一切職務，由上海市長江澤民接替之。政改辦解散，鮑彤下獄。

支聯會組織黃雀行動自廣東援救六四參與者。臺灣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則有《黃鳥計畫》自福建救援，9月，六四倖存者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推選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出任首任主席，前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為副主席，監事會主席為臺灣人錢達。

十一、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六四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遭到國際經濟制裁和軍事禁運，國內一片肅殺，景氣不振。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巡視廣東省深圳市等地，發表南方談話，重申改革開放之路線，但避談政治體制改革。自此中國大陸經濟逐漸復甦，公民社會出現胎動。1993年11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佈45周年前夕，四五運動和民主牆運動的武漢領袖人物秦永敏，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七七憲章》（Charta77）運動的影響，乃在六四時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對外聯絡部部長哲學系研究生李海、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法律顧問周國強、民主牆時期《今天》編輯劉念春等人協助下，在北京起草並發表了中國民運的第一份綱領性文件《和平憲章》，呼籲平反六四與解除黨禁。

1998年6月25日，六四時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與王東海、林輝向浙江省民政廳申請註冊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海內外各省市黨人亦紛紛提出申請，7月，王希哲在美國波士頓成立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備委員會，11月9日，前《四五論壇》主編徐文立、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依嚴家其起草之《中國民主黨章程》成立京津地區黨部，26日秦永敏與陳忠和等成立湖北省黨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展開全面鎮壓，全國各地約有50多位黨人下獄。1999年2月6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在北京推動成立全國聯合總部，由何德普擔任主席。2002年元旦發布《中國民主黨迎接21世纪宣言》，11月何德普入獄。

在美國救援下，徐文立與王有才先後於2002年12月24日和2004年3月4日以保外就醫名義流亡美國，重續中國民主黨薪火，徐文立於2004年12月3日在羅德島州普洛威頓斯（Providence）成立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2007年6月5日在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第一次海外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爲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主席，宣示將繼1911年辛亥革命、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後，致力建立中國第三共和。2010年4月4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特別代表大會在美國紐約召開，成立全委會，選舉王軍濤與王有才為共同主席。陳忠和2011年流亡荷蘭，2015年4月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選舉王有才為主席，陳忠和為執行主席。

中國民主黨為國際上最知名的中國民主運動政黨，因此相關與衍生的組織不少。但不出聯總、全委和海外委員會的發展脈絡。

十二、《零八憲章》與劉曉波

2008年，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劉曉波與民間憲法學者張祖樺共同領銜、連署提出《零八憲章》，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精神實施憲政改革，根本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的正當性，在運動的精神上繼承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由瓦茨拉夫．哈維爾領導的《七七憲章》，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在《赫爾辛基協約》（Helsinki Agreement）和《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當中對於人民主權、人權和公民權的各種承諾，而後哈維爾即以危害共和國利益和顛覆國家政權罪下獄。劉曉波則在中國立憲一百年和《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通過六十週年之際，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履行其於《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有關中國民主化和人權保障的各種承諾。劉曉波為此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違法限制住居，然後違法長期羈押，最後則於2009年12月25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判處有期徒刑11年和剝奪政治權利2年。2010年11月，劉曉波獲得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

《零八憲章》計19點主張，是劉曉波等人對於民主中國所勾畫的圖象，而如何啟動憲政改革和民主化，劉曉波的方法論，是198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提出之大會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七項政治改革綱領：實行黨政分開、下放中央權力、政府再造、建立公務員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劉曉波的憲政改革主張基本上是延續自歷史上中共政治改革的思維，因此政治立場是保守的，主張以聯邦制解決兩岸關係，對民族／人民自決絕口不提，避免被扣上分裂主義帽子，但仍然因言獲罪。《零八憲章》有關於轉型正義的主張，也有論者認為它明白提出清算中共的議題，是中共最為忌憚而欲除之而後快的地方。

2017年6月，劉曉波因確診肝癌晚期而獲准保外就醫，7月13日逝世。

代結語、民主憲法與未來中國

關於民主中國的建構，《零八憲章》提出了具體的主張，由於考慮到在中國大陸境內宣傳的條件，所以立場保守，儘管如此，仍不失為一種方案，可作為未來政治協商的基礎。

1994年1月，嚴家其在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與會長楊建利的支持下，主持了主要由翁松燃、張鑫、劉凱申、嚴家其、張偉國為成員的小組起草《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的工作。當中以自治邦的地位賦予了內蒙古、臺灣、西藏、新疆、寧夏和廣西，自治邦有非軍事性協定的外交權，而只有臺灣可擁有軍隊。制憲談判分為兩岸之間以及中國大陸內部中央政府與西藏、新疆、內蒙古各民族自治區兩個層次進行。

徐文立是民國憲政復興運動的代表，他主張的中國第三共和，是回歸到中華民國的憲政傳統，在政治協商會議和《中華民國憲法》的法統基礎上行憲和修憲，而建立聯邦共和國。移民臺灣的李明（孔識仁）是民國復國運動（民國派）的重要理論工作者，他認為中國民主化要在中國本土的憲政傳統和憲法法統基礎上展開，由此清除中共洗腦中國大陸人民而宣稱中國國情不適合所謂西方式憲政民主的影響，因為政協和制憲國大接力完成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不折不扣的憲政民主憲法，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憲政民主經驗，正就是會通中國家國主義和西方公民及人權意識的新儒家民主開出論的實證典例，民國復國便可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體制的正當性。

一度流亡美國的學者張博樹，主張中國第一共和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是展開民主轉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共和是兩岸民主統一後實施雙軌共和制（邦聯＋聯邦／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民主中國。張博樹主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集或授權各黨派共同召集制憲會議，制定憲政民主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部憲法。兩岸是否統一，則應經兩岸對等談判，並且要以公民投票方式獲得臺灣人民的同意。

2020年由王丹倡議的海外憲政運動，則在2023年起，以海外中國國是會議方式，展開民主中國重建和制憲的長期研究和討論。

臺灣的憲政民主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文本的實踐成果，因此臺灣擁有最多理解近代中國本土憲政傳統的學術資源，中國大陸在中共黨國體制終結後，既有的法政學界力量，便可突破政治上的禁錮，完整投入中國民主化的社會與憲政工程。美國是民主第一強權，海外中國民運的大本營，如果要避免中國大國民主重建過程笧生的動亂造成的全球政治與經濟失序風險，美國應當對於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主導中國民主轉型的全球風險管理預作準備。2022年就任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China Center）高級研究員兼主任的余茂春，博士生時代曾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創辦中國論壇，而與徐邦泰、楊建利被合稱為柏克萊三劍客，便從中共非中國、區別中國人民和中共的角度影響美國在川普（Donald John Trump）之後的中國政策，並且鼓勵海外憲政運動的開展。他主張美國恢復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以及協助中華民國重回聯合國，使臺灣得以貢獻世界，並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從全球民主治理和區域和平風險管理的需求和自身國家利益出發，美國和臺灣實都應當合作投入與支持中國民主化建國事業的發展行動和戰略研究工作，臺灣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安全考量，對於促成友善和文明的民主中國，更應當仁不讓。

●作者：曾建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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