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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2 | 優傳媒

《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從郝柏村是我家鄰居説起

《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從郝柏村是我家鄰居説起

一別將近半個世紀,眾人眼中的軍事強人,郝柏村依舊溫煦和藹,跟以前認識的郝伯伯沒有兩樣。他與作者話家常,問到父親和家中每一個人,完全沒有提及《新新聞》對他的敵視,更沒有希望《新新聞》日後幫他什麼忙。(圖/作者周天瑞提供)

/周天瑞

世人多稱郝柏村為「郝伯伯」,我則從小就這麼喚他,那時台灣還沒幾個人知道郝柏村,更沒想到「郝伯伯」一詞有一天會舉國通用。在我六歲到十歲的四年間,我時常見到他,郝伯伯是孩子們喜愛的長輩。

他是我的鄰家伯伯(長我父親一歲),他和我父親同在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任職。當時的主任委員是何應欽,副主任委員是顧祝同,父親在大陸時期是何應欽的舊屬,郝柏村則是顧祝同的部下。來台之初還未外放前,便在這個機構蹲點而成為同事,甚至成為鄰居,每天同乘交通車在台北、新店間往返上下班。

郝柏村曾與父親兩度為鄰,第一次是1953年,如今碧潭旁邊的新店捷運站以往是新店警察局,旁邊有棟兩層樓的倉庫型水泥房,郝伯伯住樓下,我家在樓上。當時中共隨時可能犯台,政府為了疏散中央機關人員,1955年在地處新店鄉下的青潭建了一批每兩戶毗鄰的宿舍,父親和郝伯伯正巧分在隔壁,兩家人便從上下鄰居變成左右鄰居。

儘管兒時的記憶已如雲煙,但郝伯伯和藹可親的形象深入我心。他和其他叔叔伯伯不同,特別喜歡和孩子們嬉鬧,孩子們也慣於圍著他玩耍。那時候沒誰注意到他一對粗黑的眉毛,祇覺他面色紅潤,笑口常開,微微福態,説話溫暖,很吸引孩子們和他接近。尤其每到開飯時,他穿著軍人的綠色短衫短褲,足蹬木屐,雙手踹著一只小板凳頂著後臀,邊往飯廳邊吆喝著 : 「小朋友,開飯囉!」那場景真叫夠勁兒。

我略大幾歲,弟妹和郝家年齡相若的海雯、海靖(龍斌原名)姊弟算是童年玩伴,但是自從1956年父親以原屬軍種轉換聯勤單位並舉家遷離青潭新村(現早已拆除改建)後,兩家人便斷了聯繫。

下回再見到郝家人是1963年了。那年3月2日母親過世,在極樂殯儀館祭奠時,忽聞嚎啕之聲遠遠傳入廳堂,呼天搶地,聲聲令人斷魂,祇見一位中年婦人哭得東倒西歪,經人攙扶而來,非常傷心悲痛,久久不能自已。原來是多年沒見的郝媽媽。

郝媽媽受過大學教育,乃軍眷少有,和母親感情甚篤,她們平日都不多話,是眾人心目中公認的賢德女子,但二人聚在一起,彷彿有説不完的話,聊不完的事,應是今日所謂的「閨蜜」。郝媽媽的至情至性,使在場跪拜行禮的我家孩子個個泣不成聲,是我永遠難忘的一段回憶。

歲月滄桑,郝柏村八二三砲戰功業彪炳,深受二蔣先後倚重,歷經軍中要職達於頂峰。1990年5月奉總統李登輝之命組閣,繼陳誠之後再次以軍人背景出掌行政院。在不同時空環境下,這項人事任命備受矚目,民進黨成立不久,剛剛走向兩黨政治的台灣,民主基礎尚不穩固,民主前程不能無憂,在野黨強烈質疑「軍人干政」,《首都早報》甚至在頭版以特大號的「幹!」字宣洩心情。

1987年3月,解嚴前幾個月,我與幾位中時老同事共創《新新聞》周刊,為台灣的民主改革鳴鑼開道,期以專業的資深媒體人身份發揮前導或呼應的作用。此刻面對大軍頭郝柏村行將主政這一重大人事變化,《新新聞》做為當時的進步力量,自然而然要宣示態度,乃在當期的封面上以全黑做底,呈現四個大字 : 「痛心疾首」(如圖)。

我因與郝家有著上述淵源,並且有著當年留下的好感,對於以這種方式處理,心情自不同於他人。但是我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在新聞工作上我慣常持守超然態度,撇開私人情誼,以公是公非為度。我嘗明告官場熟人 : 「望你好自為之,一旦胡作非為,肯定不會饒你!」這是新聞人「筆則筆,削則削」的原則,我以此期許同仁,斷不能遇到私情反倒自摑耳光。我甚至從未告訴工作伙伴我與郝家的故事,避免任何嫌猜和影響,而郝伯伯也從未透過任何人向我關說。如此這般,《新新聞》在沒有絲毫壓力下對郝內閣進行報導和評論。

直到1992年3月,在一次與時任資策會主任委員的果芸將軍的聚會上,他提及,聽郝院長説我從小是他家鄰居,還記得當年常摸我頭,也知道我在建中很活躍。又說,我怎麼不去看他?

我和果芸將軍是1985年在華府任軍事採購團團長時認識的,源於弟弟天琪以公費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不幸車禍遇難,果將軍是天琪軍中的長官,對天琪多所器重,非常關心他的變故。在聖路易料理了喪事後,我陪著弟媳去了一趟DC向他致謝。他是位儒將,極具丰釆,思想開通,我們很有得聊,日後回到台灣,乃時相過從。果將軍是郝柏村的愛將,可能在相互接觸時談起了往事。

我自是據實以告。過不多久,他説郝院長想見見我,問我願不願意。身為媒體負責人,對政治人物沒有無故拒見的道理,何況又是長輩,不過我強調不能為難我。於是1992年4月28日下午我在郝院長會客室見了他。

一別將近半個世紀,眾人眼中的軍事強人,郝柏村依舊溫煦和藹,跟以前認識的郝伯伯沒有兩樣。他與我話家常,問到父親和家中每一個人,完全沒有提及《新新聞》對他的敵視,更沒有希望《新新聞》日後幫他什麼忙。他少不了説了他的施政理念,我則向他說了我們辦刋的想法,以及監督執政的職能。他還答應我願意響應"新新聞"正在推動的器官捐贈同意卡簽署活動。

一個多小時的談話,相互都拿揑分寸得宜,是一場媒體人與官府的正當交流,雖是因私人關係而開展的會面,仍是以公眾利益為念的公誼建立。儘管如此,我也依舊因不願發生有意無意的影響,對內未做發佈,任由《新新聞》順勢順性為其當為。這個作法與我們前輩不同,他會告知核心主管,意在發生影響。更與當前唯恐天下人不知的作法不同,才好帶來無須忌憚的各種方便。

此時郝院長上任已逾兩年,他的作為逐漸被看見,《新新聞》並不再如初期那般對他充滿疑慮。縱觀他一生的政治表現,他親自證明了 : 他的軍人特質不見用於掣肘民主,而在用於效率、能力和對國之忠誠。他的中國意識不見用於阿諛諂媚,而在用於言所當言,行所當行。他的政績,蔣經國之後無人可比 ; 他的風範,祇要叫得出名字的政治人物統統相形失色。他是有頭腦的軍人,是有風格的閣揆,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原則的堅持者,並且往往接近精準。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出將入相而得享盛名如他的例子。

這些都是後見之明,而我得緣自幼對其孺慕、受其關愛,本有機會明心見性不為俗議所囿,卻踟躕卻步,是否為另一種道德勇氣的缺乏及事實上的隨波逐流?這個疑惑不時在我腦中打轉。老實説,「痛心疾首」那個表達,在我內心深處有著説不出的複雜。這四個字襲自香港《文匯報》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前解放軍進駐北京的形容,並不是創意之作,而同樣四個字用在兩個迥不相侔的事上,顯有過度引喻之失。至於「軍人干政」之議或許防制了郝柏村的專擅可能,卻造就了他權力來源另一端的得逞,未必就是人民的勝利,是否不自覺地成了他人手中的棋子?也值得反思推敲。不管怎麼説,郝伯伯沒給我壓力,父親更不會給我壓力,但我自己對郝伯伯一直有著一份歉然。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任職央廣期間,凡是邀請天津曲藝團、北京曲藝團、相聲名家馬季來台表演的場合上,必能見到郝伯伯郝媽媽的原因(有時龍斌也會同來)。每一次我特邀他們和我父親一起觀賞第一流的傳統藝術表演,也讓兩位老人家見見面敍敍舊,見他們樂在其中,我內心滿是異樣的感覺,那許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對上一代情份的彌補和凡事終難圓滿的救贖吧。

説出這段久埋心底的故事,心情比較好些,謹此敬悼郝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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