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老闆「淪落街頭」靠打工維生⋯他揭街友「貧窮原因」非好吃懶做
在車站多年,老張哥觀察到越來越多的老人以車站為家。2020年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科員王悅發表的《「他還會繼續睡在街頭嗎?」無家者的脫遊預測分析——以台北市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參與者為例》研究報告中顯示,2090位受訪的無家者中,60~69歲的無家者占了30%,50~59歲則有29%,中高齡人口超過半數。
老齡貧窮歸因有4類
貧窮的相關研究裡,老齡貧窮的歸因大致有4類:長期低薪或就業不穩定、太早離開勞動市場、退休準備金不足,以及家庭養護功能下降。
流落街頭是老齡貧窮者最極端的體現,研究報告的文字,在街頭轉化成真實的生活模樣。老張哥指指這人又指指那人,放眼所及,待在街頭的長者們,有些是子女過得不好,顧不了家裡長輩,車站就成了老人的家。
有些和老張哥一樣,生意失敗,沒能東山再起。「像那個人,以前在中國開工廠,有天工廠倒了。」老張哥努了努嘴,偏頭望向車站一角,有個白髮蒼蒼的老人,獨自矗立在屋簷下。「人生就是這樣,說倒就倒,什麼都沒了。」
還有些是一輩子都在打零工,走過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隨著台灣進入後工業時期,產業結構轉變,服務業漸次取代製造業,但聘僱人數不如往昔的製造業那樣多,邁入中高齡的零工工人,工作機會縮減,過去沒來得及置產、儲蓄,又少了家庭支持,如今便只能睡在街頭。
一大早騎台中古腳踏車在車站周邊轉的廣志停在老張哥面前,兩人閒聊起來。睡在車站東南側的廣志,頭髮已稀疏,說話時總愛瞇著眼笑。他年輕時是體育競賽的國手,雖上了年紀,還是看得出身材厚實。廣志有時會在附近公園教人運動,分享他的養生經。
為了維持生活打2份工
廣志以前做工地粗工,現在體力直落,負荷不了高強度的勞動,只得換一些低勞力密集的零工。為了維持生活,他打2份工:早上那份做的是車站周邊的清潔維護,像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9點便能見他騎著腳踏車繞著車站轉,沿街把撿到的飲料瓶、塑膠袋往車頭前的置物籃一塞。
「你女朋友咧?」老張哥像個老父親般問起廣志。
「去工作了。」廣志笑咪咪地說。老張哥似乎很滿意這答案,點了點頭。
廣志的伴侶是他2021年初時認識的一個女孩子。「過年期間,車站附近的教會舉辦活動,還有抽獎和紅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有200塊。」廣志在教會遇見女子,中國籍的女子說原本和丈夫住在公家宿舍,老公過世後沒留下房產,她只好到車站流浪。
「我怕她在外面被人欺負,提醒她要小心。這裡騙女生的很多。」
「就你最會騙女孩子。」老張哥倒是毫不留情地嘲諷著廣志。
廣志依舊笑臉迎人,他說兩個人後來就這麼好上。「她也很認真,會去做清潔工作。」晚上下工後,女子就睡在廣志的地鋪裡邊。兩人還為地鋪搭起蚊帳,避免夏夜有蚊擾人清夢。老家的兄弟知道他住在車站,總不能理解廣志在想什麼。「他又不是沒有家,他可以回家啊。他自己選擇這樣的⋯⋯。」
剛過65歲的廣志老家在東部。家裡7兄弟姐妹,他是家中老么,和大哥年紀差了10歲。家裡孩子多,管不了他,「我以前在家,人家叫我吃飯我就吃飯,拿了筷子就夾菜,被我哥哥罵說『阿爸都還沒動你就先吃』。」
幾個兄弟裡,有人經營祖輩留下的報關行,有人是地方民代。廣志則是到處漂泊,國中讀建教合作班,去桃園的紡織廠當學徒,年紀再長些就到處打零工,「我也有漁民證,有時會出海。沒有出海的時候,就到台北打零工。」他在廣播公司當工友,下班就和英文節目廣播主持人賭象棋,「賭那種5角、1塊的,每次都輸他。」也做過建築工人,蓋社會住宅。
他年輕時當國手,曾代表地方出賽全國運動會,也有好幾張跟縣長的合影。「有次我坐火車回老家,在車上遇到縣長,他還叫我坐他旁邊,要跟我聊天。」廣志本來擔心縣長隔壁的位子有人買了票,他若坐下便占了他人的座位,倒是縣長揮揮手跟他說:「隔壁那位子也被他們買下了,沒人坐啦。」
他愛賭,「賭那個天九牌啦。我爸留給我的財產,我本來拿去買房子,因為欠賭債我就把它抵押給銀行。」那幢透天老屋如今還在,銀行拍了幾次總沒拍賣掉。廣志就把他隨處撿回來的神像都放在裡頭,「路過的人還會停下來拜一下,以為是什麼廟。」他自己也覺得荒唐好笑。
在南港蓋社會住宅時,廣志有次從鷹架上跌落,傷了後腰。「我們這種沒有勞健保,我也不想麻煩老闆,就自己躺在台北車站這邊休息,去附近花圃採草藥吃。」聽他自己採草藥,我問他認得哪些是能吃、哪些會中毒嗎?他竟露出一個得道高人的神祕表情,說那是他有學過,能辨識草藥。一般人隨便吃可不行。
草藥吃完,他說隔天去小便時覺得有些痛,接著幾顆結石從尿道排出,「掉在小便斗,『匡』一聲好大聲。」廣志摸了摸稀疏的髮,笑說自己因禍得福。
老張哥老勸廣志帶著女友去租屋,別睡在街頭。但廣志不願意,他趁著老張哥轉頭和別人說話時拉著我抱怨,「做粗工一天才1100元,假日上工還不算加班,沒有雙倍薪資。」廣志算了算:「買便當和飲料,扣一扣一天只剩700、800。」
廣志的另一份兼差,是傍晚時幫忙搬運無家者的行李袋,早晚各一次將行李袋拖進又拖出車站東側的行李托運寄存中心,但兩份零工加起來,要負擔居住成本仍是吃緊,兩人選擇睡在街頭,省點錢。
廣志聳聳肩談起打工趣聞:「之前扛兩袋行李,有人跟我說行李的主人死了,我嚇一跳。」他還是一副笑臉:「主人死掉的行李要交給社會局,不能自己留著,不然晚上會有人拉你的腳喔。」
「貧窮」才是問題,無家者不危險
2019年台北市社會局委託社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進行的《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裡,200位受訪者中,55.5%在受訪期間有工作,工作經驗超過3年的也有8成,同一份報告指出,有工作的無家者平均月收入8497元。
無家者的就業比例較外界的刻板印象高出許多,老張哥就曾和路人爭執,「有的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就指著他們罵人家好吃懶做。我跟他說你不懂不要亂講!」
「你不要看這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他們都很勤奮,有工作就會去做,洗車、洗碗、掃地⋯⋯中風還去舉牌的也有。」老張哥帶我繞著車站一周,指東指西地說起無家者的事,那語調像是在跟我叨念著自家晚輩一般。
車站也會聚集各種招募臨時工的工頭,例如有時不同政黨需要人頭在造勢場合充數,也會到車站附近招工,「一次600、700,有人今天去統促黨的場,明天去獨立建國的場。」老張哥邊說邊笑出聲。
3月到7月還是廟會旺季,車站附近的無家者們多會去出陣頭賺點生活費,「比起去幫忙送骨灰罈上山、抬棺材這種『白番』,大家更喜歡出陣頭這種『紅番』。因為現場會提供啤酒。」
包管無家者們的吃飯問題外,老張哥偶爾也包派工。
一個滿頭花白的男子路過,老張哥趕緊叫住對方,「洗車的你做不做?月休4天,3萬。」對方連忙答應,老張哥約好過幾日帶他去認識老闆,對方眉開眼笑地走了。他還介紹許多人去台北港當粗工,「包住宿,一天1300塊,晚班還更多一點。」
老張哥心裡認定,人有勞動的必要,那也是脫離街頭唯一的路,他總勸著別人去工作,也幫忙介紹工作。「勞動力」暗示一種街頭上的階級,有工作能力的人,隱約帶著苦幹者的驕傲,不是「等著分」慈善物資的乞討者。
但底層勞動是雙面刃,同時隱含另一種剝削,對沒有選擇權的人來說,勞動的價格總是別人說了算。「在這邊的都是底層,任人宰割。人力派遣的粗工,在外面一天也有1700,何止1300這個價格,但車站的人去做,錢就是比別人少。」說起這差異,老張哥語氣裡有些憤恨。
不過工作翻身、脫離街頭的夢想也並非總能實現,有人厭倦了不斷努力工作,卻一樣入不敷出,待在街頭的日子像在原地踏步。對努力感到疲憊的人,偶爾會選擇偷拐搶騙的方式來度日,「像我介紹一個人去工作,先借了他200塊當車資,然後他去了工作地點,又跟老闆借了50塊,說媽媽死掉要回家看看。」老張哥撇了撇頭。「根本胡說八道,我很不喜歡這樣。這種我之後就不會幫了。」
雖不屑有人偷拐搶騙,但老張哥心裡清楚,「貧窮」才是問題根源,無家者既不邪惡也不危險,只是並不體面優雅。但他不是慈善團體,不想將機會和資源重複花費在同個地方。
除卻外出工作的無家者,白日裡剩下還在車站遊蕩的,大多是年紀更長,或身心障礙者。這些人遠遠被勞動市場拋飛,沒有了生產價值,只得在此停留。他們身處城市的中心點,卻隔絕於這座城市之外,靜悄悄地。
他們或坐在一處梁柱旁打盹,進入漫長的睡眠,或繞著車站轉,偶爾翻翻垃圾桶、找找菸屁股,或直挺挺地站在馬路邊,朝著每個和他對上眼的人嘶吼,或在24小時營業的速食店裡點上一杯熱咖啡待一整天,或挨著坐在一起,絮絮述說各自不同的愁苦,卻也能湊成一段日常對話。
貧窮和無聊像對孿生雙子,無事可幹卻又吃不飽時,只能待在時間這座牢籠裡熬著。一直到日頭從車站屋簷的東側走到了西側,其他無家者才會陸續回到車站,像下工回家的人一樣,坐在熟悉的花圃邊捧著便當埋頭扒飯,接著點根菸閒聊一陣,或圍成一圈打牌,直到天色暗到看不清紙牌上的花色,才開始就著路燈鋪墊起自己的床位。
這邊一個會用紙箱堆疊出一座方形堡壘,那邊那個則是用幾根掃帚柄撐起一方蚊帳。也有的將便利商店塑膠傘撐開,疊成了一個繭那樣,人就窩在裡邊,到了隔日一早再孵化。車站外牆廣告看板上的燈斜打著路面,燈下的暗處是無家者的家,路的另一側,花圃邊上還有夜歸的行人旅客,斜倚著牆一手滑手機一手夾著菸。大路朝天,各待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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