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憤怒、堅持改革——在環評制度裡抗爭的他們

離岸風場涉及海域開發，人們出於對乾淨能源的需求，多少會打擾到鯨豚。守護鯨豚的，除了站在海景第一排的鯨豚觀察員，還有一直在地方公聽會、環評審議會中默默耕耘的環團代表。

可是，在環境部的環評大會上，每人只有短短3分鐘表述，還不知道一些非生態或海洋背景的環評委員能否聽懂。在這個頗令人絕望的制度裡，他們從一開始帶著憤怒離場，到後來調整遊說策略，只求能為鯨豚的福祉帶來半分改革。

他們的堅持，帶來了什麼改變嗎？

苗栗、彰化鯨豚擱淺量變多了？

2022年正值疫情，環評會議改為視訊進行，中華鯨豚協會秘書長曾鉦琮走遍了線上的離岸風場初審會議，每場會議1小時到幾小時不等，民眾或環團代表每人卻只有3分鐘發言。有時他乾脆假裝聽不到提示聲，「不管那3分鐘的限制……就這樣講了3個月」。

當時環委的關注重點在明星物種中華白海豚，但曾鉦琮認為，真正受影響的是沒背鰭的露脊鼠海豚。「牠一直擱淺，」他強調，「牠是一級保育類野生動物啊，跟白海豚都是一樣。」

曾鉦琮拿出鯨豚擱淺的分析數據，向《環境資訊中心》記者展示他在環評會議上常用的簡報。

數據分成北、中（西）、南、東部，除特別的集體擱淺案子，北部和南部數據相對穩定；東部數字近年快速增長，是因為東部海域太遙遠，過往環團和學術機構沒法處理，一直到海保署於2019年成立後，投放救傷資源在東部，才有辦法把擱淺資料收進來。至於西部如苗栗、彰化外海一帶的數據增加，曾鉦琮表示，這些恰巧是蓋離岸風場附近的縣市，「怎麼可能會這麼巧？」

可是，鯨豚擱淺的原因很多，如何排除其他因素？「我沒辦法排除。」曾鉦琮坦言。

但他仍然強調，傳統海域使用主要是漁業活動和船隻航行，直到2015年出現了離岸風場這個「重大干擾」，「原本已經相安無事的動物，受到新的威脅。」

從一年四季變一年四日 生態調查可信度存疑

蠻野心足前鯨豚研究員施仲平也是環評「常客」，好幾次他發言時甚至會直接補上一句，「這些問題提過很多次了，相信委員都聽過。」

在這些會議中，常討論到風場施工前的調查，並用以對照施工後的影響。但施仲平指出，若施工前調查不足，例如被顧問公司寫成「什麼（鯨豚）都沒有看到、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會失去對比的基礎。而開發單位申請案子本來就是為了建造風場，請來的顧問公司「不可能說調查到超級多鯨豚、不適合開發。」

他在會上提出質疑，過往不少公民科學家的記錄或公開資料中都曾發現鯨豚，為何顧問公司的調查結果卻相反？可是環評制度並未要求環委複核其他資料，只能靠民眾或主管機關海保署主動提出資訊。

而環評要求生態調查時間需做到一年四季，其調查方式也存在疑問。區塊開發離岸風電政策環評中，建議開發單位每季至少要連續14天監測水下噪音，但就有開發商以各種施工理由進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顧問公司就可以把監測時間壓縮到最短每季一天，變相為一年只有四天調查；而若調查日剛好碰到下雨、寒流、颱風前後，數據就會有影響。

「從科學上、統計上，取樣非常不足，怎麼可能讓它通過？我就很氣憤。」施仲平認為，若調查未能按規定做完，就必須延後施工日期，而非「想一堆沒有用的補救措施」。

曾鉦琮則表示，環評顧問公司通常接很多同類案子，有開發商曾向他明言，顧問公司建議投資方減少做調查，避免影響其他案子通過；萬一環委覺得調查不足，顧問公司屆時補做就行。

「台灣海洋環境這一塊，真的在監督的人很少，所以會讓開發商或顧問公司比較肆無忌憚。」曾鉦琮說。

總統賴清德的競選政綱裡曾提出要建立海洋大數據庫，但施仲平不樂觀，他認為等到數據庫資料齊備，離岸風場早已蓋完，「（海洋生態）已經被破壞了」，這個大數據庫就只能呈現一個較差的基準。

施仲平曾提議，如果未來離岸風電持續在某一帶海域開發，政府應承擔調查責任，至於人力和其他成本可向開發商收取。不過現況是，「（政府）想坐享其成，有點懶去弄這個制度。」

會議中的異見有被聽見嗎？

為了爭取更多發言時間，施仲平說，他們有時會借用別的環團名義來講鯨豚議題。策略上，他的發言也包含鳥類或者與漁民之間的協商等，「如果有其他方式可以讓這案子暫緩，甚至停止開發，我們也會講。」

但即便「策略性」的延長發言時間，也會遇到環委的學術和專業背景不一，無法正確理解環團發言的狀況。曾鉦琮就直言，不少委員用陸地生態面去思考，「要審海洋他們就不懂」。而且，開發單位還有第二、三輪發言，民眾卻沒有這個機會。偶爾環委知悉民眾意見對開發案產生疑慮，也會在聽完開發單位片面解釋後，就認定問題已被妥善處理。

整體來說，他覺得委員通常關注的是「這次案子是否做到前次案子的要求」，或者「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提出的新要求」，「他們很少會高於法規去做，或做到比法規更嚴格。」

況且，即便環委聽到不同意見，要不要處理又是另一回事。施仲平說，體制上環委是由環境部任命，環境部上級就是行政院，若一些大型開發案在環評中不獲通過，執政黨就會「跳票」，「在行政體制內，他們（環委）一定多少都會有壓力。有多少委員會願意跳下這個坑，得罪這些人，然後只討好環團？這兩個的重量大家都知道。」

環委組成需要審慎思考

環委由環境部聘任，環團雖然可以向環境部推薦名單，但根據「經驗」，被推薦者通常都不會被聘任，「反而讓他們（公部門）知道哪些人可能會不聽話，所以後來的策略是故意不推薦。」施仲平無奈地說。他理解委員們的學術背景實難「包山包海」，但仍希望能「平均一點」。

施仲平指出，環評法定出席人數只要過半即可開會，每次開會的委員有可能不同。但每個環委的專業不同，有工程背景，也有生活環境背景，雖然環評機制設有外聘專家學者因應，卻很少看到專家出席。

施仲平也建議多找外聘專家學者出席，補充環委的不足。「沒有好好使用這個機制，不是那個專業的委員，可能覺得開發單位講的好像都有道理。」

曾鉦琮認為，雖然環評是環境部的業務，但針對海域開發的專業，應成立一個海洋工程的審查小組，或在環評法規裡修訂更完整的調查定義和期限。曾鉦琮話鋒一轉，感嘆起修法腳步太慢，等到完成，「風場大概都蓋好了」。

他認為在這之前可先從民間單位的監督機制調整，例如環評會議上「不是只有3分鐘發言」，並編列更多經費盡快建立海洋資料庫，讓民間也能獲得更多資源。

長遠來說，曾鉦琮思考著，台灣能否有一個第三方獨立機構來審查，以保公正性。

堅持的小小成果

環評裡件件樁樁問題，以前施仲平是從新聞裡得悉，沒想過有天自己要面對，他也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是這麼光明正大的，你也答不出理由，但你（政府）就是在那邊擺爛、通過（案子）。」

曾鉦琮則記得，最初發言時他總是憤怒的，「後來發現憤怒沒有用」，環委聽畢也不用表達任何意見，因為民眾罵的是開發商而不是他們。於是他轉移目標，在案子進入環評之前，就積極在地方公聽會上拋出問題和解決方法，也發現開發商在前期階段比較願意聆聽，「得到的正面回應是比較多。」

施仲平初出茅廬時，總是用諷刺的語氣，問尖銳的問題：「你們不是都念博士了嗎？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

他覺得自己那麼認真努力找資料，開發案仍就這樣通過了，只能眼睜睜看著開發單位的人擊掌、討論要怎麼慶祝，偶爾甚至會向他投以嘲諷的眼神。他的確被打擊到了。

不過一些堅持，加上策略調整，也換到少許正面的回饋。

比如最初環委要求工程退避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棲地500公尺，但海豚會在重要棲地以外的海域活動，後來就變成要退避1公里、3公里。此外，他們也曾建議使用免打樁的「負壓沉箱」等防制水下噪音基礎工法，但一直沒有被採納，直到突然某天，「委員好像醒了一樣，開竅說你必須這樣做」，亦成為後續建設風機的固定結論。

「眼淚差點掉下來，好像你看著那個植物人，每天都跟他講話，他有一天眼睛張開了！」施仲平說。

但他明白這只是特例。由於參與會議的環委每次都不一樣，施仲平覺得能推動改革，中間少不了「靠運氣」。施仲平坦言，把鯨豚議題帶到環委和公眾面前，還因著環委的態度而生氣，是因為要對捐款者負責，「領了這個錢，就有義務把事情做好。」

曾鉦琮則告訴我們，他從大學念書到現在畢業出社會工作，看見海洋環境受到許多傷害，保育鯨豚成為使命。外人可能很難理解，他的這份堅持只因他純粹愛海。

「我可以在海邊待很久。」曾鉦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