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戰川渝行2】中國學者在李莊進行文化抗戰 阻止蒙古、女真統治中國的悲劇再發生

二戰時日本人的入侵比過去蒙古人、女真人的入侵更可怕，因為當時日本的物質文明比中國更高，再加上自唐朝以來的學習，日本人也比其他外族更了解中國；一旦中國在軍事上被擊敗、政治上被統治，中國文明極有可能被同化、被改造，不但亡國，五千年文明也將就此終結。

但1萬2千多名在四川宜賓李莊集結起來的中國學者，帶來西遷的國寶文物，在當地民眾的支持下，雖然生活艱辛，但堅持研究、教學不斷，創作出中國各學科的開山作品，如將中國信史推進至3千年前的《殷曆譜》；中國人寫的第一部建築史《中國建築史》；第一次系統性研究西漢考古發現的《居延漢簡》等。在這場沒有硝烟的戰爭中，中國讀書人以筆代槍，守護中國的文脈、傳承中華文化，阻止了日本人搶占中華文化詮釋權的企圖，保住我們的文化、保住了我們的國家，也保住我們的民族。

在抗戰最艱難的6年中，李莊培養出無數的中國讀書種子，成為二戰後中國推動現代化建設的支柱，像1948年國民政府選出的81位院士中，有1/9是李莊時期培養的；而在兩岸的院士中，有43位曾經在李莊生活過。抗戰時期的李莊因為有中研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重要學術研究單位，因而成為與昆明西南聯大、重慶中央大學齊名的文化抗戰聖地。

對於80多年前那場衛國戰爭來說，李莊文化抗戰的意義絕對不下於任何一場軍事大會戰。文化抗戰的重要性可從「中國是否還有唐代木造建築」的學術競爭中看出，七七抗戰爆發前，日本學者通過對華北古建築的調研宣稱，「中國已無唐代木造建築」，言下之意就是「唐風在日本」。但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卻通過對山西古建築群的調研發現唐代木造建築，林徽因更以此反擊日本學者的觀點強調，「唐風依然在中國」；夫婦兩人所著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在搶占中華文化詮釋主導權的「戰役」中完勝日本。

同樣的，中研院史語所在傅斯年的領導下，透過殷墟考古，把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一千年；1932年，史語所獲頒世界漢學研究最高榮譽——儒蓮獎，挫動日本欲奪取世界漢學詮釋權的企圖。其意義同樣不亞於一次大會戰的勝利。

在研究救國的風氣下，才有1.2萬研究人員來到李莊，也因為敬重讀書人、知道文脈即國脈的道理，李莊3千多位居民才真心接納了外地來的學者。即使如此，抗戰時李莊的生活也是異常艱難。

一位學者提到，1937年時，2.4元法幣可以辦一桌宴席；1943年時，3元只能買一個包子；1946年時，40元只能買到一個叉燒包；由此可知，抗戰時李莊的通膨有多嚴重。但就像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牆上寫的：「甘貧樂道，提照河山——文人學者在物資短缺、貧病交加的環境中，仍然堅守著『科學救國、學術報國』的信念，甘於清貧、淡泊名利地做學問、搞研究。國難當頭，他們將使命置於生命之前，其澟然風骨在戰火硝烟中撐起了文化與精神的脊梁。」

當你問李莊的中國學者「為何選擇留在中國」時，他們的回答都很直接，也很一致，例如，西方漢學大師李約瑟在李莊問中國實驗胚胎學創始人、中國克隆之父童第周：「在布魯塞爾有那樣好的實驗室，你為什麼一定要到這樣的偏僻山村進行實驗呢？」童第周回答：「因為我是中國人。」

當美國友人邀梁思成到美國工作並逃避戰亂時，他卻回信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之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