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觀論》儀式化終戰聲明：歷史反思或政治例行公事？ / 魯云湘

魯云湘（國際事務研究者）

2025年適逢二戰結束的80週年，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東京全球對話」研討會上表示：「我們不能錯過這次審視戰爭的機會」，強調重新檢視戰爭歷史的重要性。然而，關於是否發表「終戰聲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則保持審慎態度，稱「目前尚未做出決定」，但此事已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自1995年村山富市發表「村山談話」以來，每逢戰後十年，日本政府都會發表「終戰聲明」，成為戰後歷史記憶與外交關係的重要環節。然而，這類聲明是否仍具有實質意義，或僅淪為例行性的政治儀式，值得探討。

日本政府的「終戰聲明」已逐漸從戰後記憶的重要論述，變成固定的政治儀式。隨著時間推移，它的功能更像是一種歷史傳統，而非真誠的戰爭反思。這種儀式化的表態，使聲明的內容逐漸失去歷史教育和外交和解的真實意義，反而成為一種必須應對的政治任務。

歷史聲明的內容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內外政治形勢調整。例如，1995年的「村山談話」清楚提及「殖民統治與侵略」，並表達「深刻反省與由衷歉意」，為日本戰後歷史表述奠定基礎。然而，2005年的「小泉談話」則基本沿用村山的措辭，未做額外強調，而2015年的「安倍談話」則迴避「侵略」一詞，改為強調日本戰後的「和平發展」，顯示出日本保守政治勢力對歷史敘事的調整。這些變化反映出，日本歷史聲明的本質不僅是對戰爭的反思，更是國內政治與外交關係的折射。

特別是近年來，歷史聲明在日本內部已成為政治光譜分歧的象徵。自由派強調「歷史反省」以維護日本的國際形象，而保守派則認為，應擺脫「歷史包袱」，以更加「自主」的視角來看待戰爭歷史。因此，每當戰後里程碑年份到來，日本政府往往陷入內部政治角力與外交壓力並存的困境，使歷史聲明的意義逐漸變質。

歷史記憶本應是活絡的，但當日本政府將「終戰聲明」當作一種不得不履行的傳統，而非真誠的歷史反思時，其實質影響便大幅降低。與此同時，聲明內容往往受到內外政治壓力的影響，難以真正觸及戰爭責任、歷史和解等關鍵問題。

從國內層面來看，日本保守派勢力希望降低歷史聲明的「道歉」色彩，以塑造更符合其戰略自主性的國族敘事。例如，近年來部分政界人士主張，日本應該更強調自身在戰爭中的受害經歷，如東京大轟炸、廣島長崎原爆，而非僅關注戰爭責任問題。這一論調在日本社會內部有一定支持，特別是在戰後世代逐漸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歷史反思的迫切性似乎正在降低。

日本政府在國內強調戰後的「和平發展」，而在國際上卻面臨來自中韓等國的壓力，要求其正視侵略歷史。這種敘事落差，使得「終戰聲明」不僅未能促進和解，反而成為外交角力的焦點。此外，中、韓政府更關注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問題等議題，而日本政府則試圖避免在聲明中過度強調這些問題，以減少外交風險。這種視角差異，使得「終戰聲明」難以成為促進歷史和解的橋樑，反而可能淪為外交攻防的工具。

此外，戰爭的歷史不僅牽涉到亞洲各國，也涉及美國與盟國的戰略利益。戰爭動員、原子彈投擲、城市大轟炸的合法性等問題，至今仍存在不同觀點。因此，即便日本政府試圖透過聲明塑造某種歷史敘事，也難以得到所有國家的認可，反而容易陷入歷史記憶的外交衝突中。

若日本政府只是因「過去首相曾這樣做」而繼續發表「終戰聲明」，那麼這種模式是否仍然合理？這是值得深思的。歷史聲明的意義，不應僅是形式上的延續，而應回歸其本質：反思戰爭、教育國民、促進國際和解。

如果歷史聲明無法真正促進反思，日本是否應該跳脫這種固定模式，改建立更長遠的歷史對話機制？例如，透過官方與學界合作，讓各國歷史學者共同探討戰爭歷史，而非依賴政治化的政府聲明。這樣的轉變，或許才能讓日本真正走向歷史和解，而不只是陷入無止境的歷史爭議。

同時，應在內部推動更深層的歷史教育，讓日本國民理解戰爭的全貌，同時避免軍國主義復燃，而非僅關注某一部分的歷史敘事。這樣的轉變或許能讓日本真正走向歷史和解，而非陷入無休止的歷史爭議中。

石破茂的發言，或許代表著對歷史問題的一種新思考，但他是否能突破「終戰聲明」的儀式化困境，還需看他的政策是否真正著眼於歷史教育與國際對話，而非單純的政治應對。日本的歷史問題，已不僅是日本內政，而是亞太地區政治格局的一部分。要讓「終戰聲明」不再淪為形式，日本需要的不只是一次聲明，而是一場更加深入的歷史對話與國際理解的努力。（照片「終戰詔書」，翻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