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東漢遼東公孫氏的興衰啟示錄／魯云湘

魯云湘（國際事務研究者）

筆者於去年12月時，曾撰寫《南明之影：台灣應該如何避免歷史重演》，將中華民國臺北政府與南明政權相比，探討其弱勢地位及國際處境。然而，經進一步考察，東漢末年的遼東公孫氏政權，與當前臺北政府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更為相似，因此擬從公孫氏的得失進行探討分析。

東漢末年，中央朝廷衰微，地方豪強紛紛崛起。遼東公孫氏在戰亂中坐大一方，卻因「人口匱乏、人才外流」以及「外交戰略失誤」而難以長保政權；時至今日，位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臺北政府，同樣面臨類似的「人力資源瓶頸」與「兩強夾縫外交」挑戰。

首先，公孫氏原屬遼東豪族，順應時局擁兵自重，後來名義臣屬於曹魏，卻實質自主徵稅、招募軍隊，並與孫吳、烏丸及邊疆少數民族等勢力互動。遼東雖地廣，但人口稀少，中原在經歷黃巾之亂及群雄割據等戰亂，百姓雖為避亂遷徙，但往北遷移卻不如往南，導致公孫氏治下勞力不足，不堪持續征發；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上「兩面討好」，既想借助孫吳之力抗衡中原，又企圖向曹魏示好保全疆土，結果兩邊都失信，喪失盟友支持，政權最終迅速崩潰。

其次，遼東地區自古人煙稀疏，氣候嚴寒、土地肥力有限，加上周圍部落眾多（如烏丸、鮮卑、濊貊、高句麗、三韓），難以吸引移民。加上連年戰亂，又驅使當地百姓逃往中原各地，導致公孫度政權無法徵募足夠兵源，更缺乏有效的文官配備。此外，多依親信、同鄉用人，未能廣納賢才，反而使得躲避戰亂的士族與匠人再次外流，形成「人往外去、才難留住」的惡性循環。

而臺灣地區自二十世紀中葉迎來「人口紅利」，曾以製造業與出口導向迅速崛起；惟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少子化、房價高漲與薪資停滯，使年輕人愈來愈不願長留本地，或是離不開的人也不願生子；同時，資通訊、半導體等領域的技術人才，因境外待遇、發展空間與國家政策，自願或被迫赴美、歐洲或中國大陸深造、就業。若政府僅憑既有體制任用公務員，或沿襲傳統補貼模式，而不大力改善創業環境、放寬外籍人才引進，就可能再度陷入「高端人才外流、基層人力不足」的困境。

理論上，處在「曹魏與孫吳之間」的遼東政權，可採「遠交近懼」策略：與東吳結盟，以制衡北方烏丸、鮮卑、高句麗，對內準備防範鄰近的曹魏；然而，公孫氏一面與孫吳往來，接收資金糧餉，一面又向曹魏示好祈求保全，結果既無法取得孫吳全力支援，也喪失其信任，政權最終被消滅。

當前臺灣安全高度仰賴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下的軍售與軍事合作，但臺北若在對美表態上太過謹慎，恐難換取更具體的防衛承諾；反之，若公開宣示追求「全面突破一中格局」，則北京勢必強力反制，切斷官民交流、限制經貿往來，甚至施壓第三國不與臺灣斷交。在此「強權夾縫外交」格局中，若臺北失去清晰的策略優先順序，而採取模糊、遊移立場，就如同公孫氏「兩面討好」，既無法讓華府完全放心，也無法讓北京徹底信服。

其實公孫氏若能堅定與孫吳同盟，集中資源鞏固與邊疆少數民族的聯繫，或是藉此擴張，並在關鍵時刻對曹魏保持防備，或許可延續政權壽命。基於此思維模式，臺北亦當從「遠交近迫」思維出發：在美日等「遠方戰略盟友」加強軍事、科技合作的同時，與大陸在人文、經貿層面保持必要互動，減少政治對立。更應積極佈局歐洲、東協、中東等多邊管道，避免陷入「單一依賴，遭到挾制」的被動局面。

回顧公孫氏政權，由於「人力資源匱乏」與「外交策略失誤」而難續其勢；當前臺北政府在人口結構及高階人才留才、外交定位與盟友關係的平衡上，同樣面臨考驗。弱勢政權若要長期生存，必須兼顧「內部治理」與「外部聯盟」：一方面要改善育才、留才環境，並提高基層與高階人才待遇；另一方面要在強權競合中，釐清優先順序，採取「遠交近迫」式的策略布局，方能在變局中立足。換言之，將近兩千年前遼東的亡國之鑑，正是今日臺北執政者應深思的殷鑑：要在夾縫中求生存，更須有智慧、有遠見，才能化危機為轉機。（圖片翻攝網路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