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的邊界漂流 從「聯合政府」之辯 看台灣憲政的困局

憲政制度的模糊與責任錯位，是藍白綠爭論下真正的結構性問題。這一則新聞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但它揭露的問題，恐怕比藍白是否能夠合作的議題更加深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甫上任，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即拋出未來十年台灣恐怕必須採取聯合政府的論點，民進黨則反駁台灣不是內閣制國家，根本無從適用。這場看似政黨口水戰，實際上觸及的是台灣憲政體制長年懸而未決的核心矛盾，我們到底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半總統制？更重要的不是制度名稱的分類問題，而是在目前制度框架下，台灣的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為何逐漸失靈，甚至使政治責任變得模糊。

現代憲政體制的精神在於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但分權設計的初衷是制衡，而非對抗。在總統制國家，如美國，總統與國會各自由全民選出，彼此獨立。總統是國家元首，也是行政首長，擁有否決法案與行政命令權；而國會則可通過彈劾、預算與調查權監督行政。這種制度能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但一旦政黨對立，就容易陷入政治僵局。

內閣制則走向另一極端，如英國。內閣制的行政權由國會授權產生，首相出自多數黨。當內閣推動重大政策或法案時，若國會反對聲音強烈，首相可能主動要求國會表決是否仍信任政府，若多數表決通過，政府可以繼續推動該政策或法案；若被否決，內閣必須總辭或解散國會。這種制度的效率比較高，責任清楚，但政權的穩定多仰賴政黨結構與協商文化。

另外的半總統制，如法國，則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總統由全民直選，主掌外交與國防；總理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負責內政。當總統與國會屬於不同政黨時，則可能出現「共治」的情況。半總統制同時讓總統與國會擁有民意授權，形成雙首長（dual executive）結構，這樣的設計理論上是為了平衡權力、避免獨裁，但在政治現實中卻容易產生拉鋸。

至於在1990年代修憲後，台灣的現實，是混合體制下的權責錯位。總統由全民直選，但行政院仍須對立法院負責。當時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曾提出警告，認為這是一種不對稱的權力配置，既非純總統制，也非內閣制，而是會在政治現實中不斷拉扯的半總統制。他擔心這樣的制度一旦遇上強勢總統與分裂國會，會出現「雙首長制的僵局」，行政責任不清，甚至拖垮治理效率。

台灣這種非典型混合體制，總統以全民投票產生，擁有龐大的政治授權與政策主導權；行政院長則由總統任命，名義上對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長實際上缺乏實質自主性。理論上，立法院若通過不信任案，行政院長就應該辭職；總統可以選擇接受，或解散立法院重新選舉。這在形式上與法國、德國的半總統或議會內閣制度類似，屬於制衡的一環。但在實務上，台灣的制度並不對稱，行政權集中於總統，行政院長雖須對立院負責，卻多被視為總統的執行長或防火牆。

因此，倒閣在台灣憲政架構中，既可能存在，又難以真正發揮效果。這樣的設計，造成了權力集中與責任分散的結果。總統主導政策卻不須面對國會問責；行政院長負責施政卻權限有限；立法院握有預算與監督權，卻缺乏有效手段迫使行政修正。於是形成一種「三權分立，卻彼此牽制失靈」的結構。

台灣的問題不是權力不夠分立，而是制衡沒有後果。國會可以質問、可以杯葛，但無法直接改變行政方向；總統可以主導政策，但一旦失誤，責任往往由閣揆承擔。這樣的制度，使政治責任成為「流動的責任」，誰都可以指責對方，卻沒有人需要真正負責。這樣在制度與文化上的交錯，造成分立變成對立，也因為體制的權力邏輯模糊，讓政黨之間的競爭被制度放大。當總統制的直選正當性，跟內閣制的國會監督性在同一架構下拉扯，使得政治操作凌駕於制度協商之上。因此，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台灣便出現「分裂政府」現象——政策被卡、預算被拖、問責變成口水。這不是單一政黨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構性後遺症。

我們可以說，台灣的現行體制是未完成的憲政，一個總統制的民意授權加上內閣制的政治責任的混合體，權力與責任呈現脫鉤狀態。然而，民選總統擁有權力，卻不與國會共享責任；國會握有監督權，卻無法有效約束行政，也幾乎無法制衡總統。這樣的體制下，政策討論往往淪為政治攻防，監督與施政成為對立，而非制衡。

由於聯合政府必須建立在內閣制前提—行政權來自國會多數，政黨必須合作組閣。台灣的行政權卻由總統直接產生，政黨結盟頂多影響立法議程，無法組成憲政意義上的聯合執政。因此，像聯合政府這樣的提議，在台灣並非制度創新，而是一種語意錯置。當制度未能清楚界定誰該負責，誰能制衡，政治操作就會取而代之。每一次政黨輪替，政府的權力邊界都可能會重新被定義一次，民主的穩定性也隨之動搖。這不是單純的修憲問題，而是政治文化與制度運作的錯位。

台灣的民主已成熟至能進行第三次政黨輪替，但憲政體制仍停留在灰色地帶。權力有明確的界線，責任卻沒有歸屬；三權分立的設計存在，制衡卻成了政治修辭。「聯合政府」之辯不過是症狀，真正的病灶在於——我們的制度長期缺乏責任的閉環。我們必須更深刻地體認到，民主不只是權力的分配，更是責任的承擔；而這些制度上的問題，不是理論的模糊，而是責任的逃逸。

在現行架構下，若權力持續集中、制衡卻停留在表面，那麼台灣的政治將繼續在制度的邊界裡漂流。而這，才是這場被忽略的新聞背後，真正值得關心的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