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哥小唱》請問准大法官：廢死判決推翻了什麼？《兩公約》真正約束的是…

大法官被提名人必須對「廢死」提出配套，必須對上屆有疑慮的「廢死判決」作出補救，更必須依據《兩公約》約束政治力對人權的侵害作出明確表態。（圖/取自網路）

作者/吳統雄台灣民調創始人/臺美法扶義工）

總統府再次公布大法官被提名人名單，上次投票案全數未通過。本次候選人應避免上次的全政治意識型態取向，而應回歸司法職責，尤其上次審議過程中展現民意最關切的「廢死」，不能再逃避與人民溝通，更不能迴避「廢死」判決中違憲疑慮，與《廢死兩公約》的整體結構目標。

《廢死兩公約》為坊間嚴重限縮的觀念，因為1966年聯合國同時問世的兩約實為廣闊觀照的「人權公約」，「廢死」在其中僅為一粟。故討論「廢死」，須根據《兩公約》的完整目標，由外而內，逐步檢視3 大問題：

第一、兩公約是總人權的保護，強調總司法的公正性，其核心在於約束政權（國家）權力、保障個體尊嚴，而非僅局限死刑議題。尤其政治人權具備特殊性，直接關乎國家權力的合憲性，故獨立一篇。而當前正有「柯文哲案」、多名「綠友友棄保潛逃案」，對比成為政治正在干涉司法、破壞《兩公約》的現象，應如何面對？

第二、司法權侵犯立法權、隨附行政權的現象應檢討與改正。這在「廢死」判決上推翻了國民法官制，有違憲之虞，顯露無疑，且是上一任「許宗力法庭」的經常行為。

第三、即使是廢死，對於社會性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如何取得相襯的社會正義之實現，應有具體配套，例如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修復式司法機制，強化被害人保護體系、乃至較少注意到的：重新評估「併科勞役」的平衡性與其可行性…等。

顏色辦案 比廢死爭議更違反《兩公約》

《廢死兩公約》的第一份「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ICCPR）只在總共53條的1條中提到死刑。第二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ICESCR），全文根本沒有提到「死刑」一詞。

兩份主旨相同，甚至部分內容文字都完全相同的公約，為何要分成兩份？答案就在兩份文件的標題與前文中：此畫分是「冷戰現實」與「權利性質差異」的混合結果。死刑議題被納入「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既反映冷戰下對『政治迫害』的防範，亦基於公民權中『生命權』的絕對性—即使保留死刑，也須嚴格限制程序與實體標準。

當時蘇聯集團仍然存在，死刑是迫害政治人權最危險的手段，所以才有這樣的呼籲。而蘇聯集團在聯合國內仍然有相當的席位與影響力，所以才出現了半隱晦的分割表列形式。

隨著國際社會的進步，聯合國於1989年後續通過《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倡議全面廢死，再於2020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要求締約國逐步廢除死刑。將「公民及政治權利」的保護考量，擴充到各種刑事犯罪的教化考量并非不可，但不能忽略《兩公約》原始是保障總人權，尤其突顯「公民及政治權利」，強調政治勢力不得干涉司法。

臺灣司法始終有因顏色傾斜的現象，賴清德上臺後更形嚴重！現在小到罷免書出現錯誤，檢警處置都因顏色而截然相反，這個是比廢死爭議，更違反《兩公約》之處！

此歷史脈絡與法理邏輯，符合著名國際法學者如Henry Steiner、Philip Alston...等，對兩公約背景的權威分析。

一般人民不需要如此掉書袋，但作為新任大法官，必須有見解的深度、高度，既能洞察規範背後的歷史，亦能基於當代人權標準提出務實解方。

廢死判決推翻國民法官制 有違憲之虞

「廢死」可能是史上最長的判決文，更越俎代庖越過立法院「新創」許多阻礙執行的條文，實質上已不可能執行死刑。

最重要的「審查之憲法權利及審查標準」章，反而只有短短的主觀宣示，完全沒有下文簡介的最起碼研究，故被各界評為「先射箭再畫靶」，內容空洞淺薄，完全沒有綜合歷史經驗與社會變遷的深度，尤其是沒有任何配套。

改制後的憲法法庭，在名稱上稱為判決，但本質仍屬憲法解釋。司法權不能侵犯立法權，對憲法的解釋應是原則的指向，而不是取代立法權訂定執行方法。

在「國民法官制」中，其立法意旨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且該法庭裁判已採用「絕對多數制」，則司法「解釋」不能再「創造」一個「特別權力制」，額外指定法庭中的「職業法官必須一致決」，也就是在應該平等的法庭中，無中生有創造出職業法官更高的權力。

只要採用科學邏輯思辨就可以理解：在「絕對多數制」下，只要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見解是接近的，即使有極少職業法官有異議，仍然一定會產生一致判決。

只有在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見解兩極化，才可能有接近「絕對多數」門檻的狀況，這時的「職業法官必須一致決」實質上已經排除了國民法官的任何裁定影響力，只能替有定見的職業法官背書而已，完全喪失了立法旨意。這樣的「解釋」，不僅已經實質推翻國民法官制，本身也有違憲之虞！

這個假「判決」之名創造的「實質惡法」，可導致法學史上的「少數暴政」（tyranny of the minority），即當特定群體被賦予否決權時，便可以成為獨裁力量，即使全部國民法官，與幾乎全部職業法官的共識，可以因為1名職業法官的異議，而把應該「判正」的案子，相反變成「判反」。

司法解釋不得取代立法權 國際理論與實務共識

以上并非我的個人見解，只要稍具法律學基礎，便有能力搜尋歸納國際通論，與當前各國的實務現況。就理論與實務，舉幾個代表性例子如下。

理論基礎方面：早自孟德斯鳩起，就已建立權力分立原則，要求司法解釋權不得取代立法權制定法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arbury v. Madison（1803）強調法院僅解釋法律，不應侵入立法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指出，憲法解釋須「尊重立法者的裁量空間」（BVerfGE 49, 89）。

而司法越權的判斷標準，即司法解釋只能「澄清既有規範」，不可實質上「創設新規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City of Boerne v. Flores（1997）強調憲法解釋不得「實質修改立法政策選擇」。歐洲人權法院（ECtHR）在Taxquet v. Belgium（2010）強調，陪審團或參審制的表決機制設計屬立法裁量範圍，非司法可置喙。

在國際實踐方面，採用類似國民法官制的國家有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德國的「參審制」（Schöffen），韓國的「國民參與審判」制等，表決機制全部都是一般案件「簡單多數」或重大案件「絕對多數」，沒有擴大職業法官的權力。日本反而實施「混合多數決」，即至少一名法官與一名裁判員支持，避免職業法官壟斷。

對法學與數學跨領域交叉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 Vermeule（2005）Mechanisms of Democracy 與 Pacuit, E. (2019). Voting Methods…等的著作中，找到更多印證我發言的實例。

「許宗力法庭」作出這個解釋如非故意違憲，而是下意識的聽命畫靶，更反映出其基礎數理邏輯的薄弱、對正義與理性毫無熱誠。

這個極不恰當的判決解釋，必須修正。各大法官被提名人必須澄清：表決機制屬立法權，司法不得擅自增減要件。

「許宗力法庭」是史上素質最低落的法庭，期望未來沒有法庭再超越他而更沉淪！（請參見本專欄《要《奉命釋法 2.0》？還是要司法可預測性？》與《果然奉命釋法 2.0●只能避免豬仔大法官 3.0！》）

身心許可下 監內勞役宜具必須性與分級性

大法官被提名人面對的第三點，必須對廢死的配套提出見解。

本專欄建議，雖然當前歐美的勞役，多屬志願制。但國際法理與實務層面始終仍存在「監內強制勞役」「分級待遇激勵」，與「無勞動則無優遇」（No Work, No Privilege）等主張，故除終身監禁外，「平衡性勞役」應納入配套選項。國際經驗顯示，監獄勞動分級制具備平衡社會正義與再社會化的潛力。再就社會公義而言，全民去供養犯罪人，也不盡合理。故建議再評估啟動「併科勞役」原則如下：

1.健康與供需前提：僅身心經醫師檢查許可者，在監內具備勞動需求與合理條件時，必須勞役。

2. 勞動核心目的：以修復社會損害與身心培養為導向，包括生活所需自理、賠償被害人損失、公共服務、勞動教化性格等類型。

3. 分級待遇機制： 拒絕勞動者為標準待遇：遵守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以其最低標準為準，如1天1小時放風，1周1次沐浴…等。

勞動者為A級待遇：生活資源提升、額外探視權、勞動所得自主支配比例…等。

4.反特權設計：勞動必須在監內執行，任務隨機分配、待遇調整透明，杜絕外役監獄的特權爭議。

5. 科學驗證先行：指定1所實驗監獄進行對照實驗，動態評估效果，並經獨立倫理委員會監督。

廢死配套、廢死判決補救、《兩公約》約束政治力

此建議旨在平衡「社會正義」與「被害人權益」，具體細節需依實證結果修正，但原則框架符合國際人權法與刑事政策創新趨勢。

大法官被提名人必須對「廢死」提出配套，必須對上屆有疑慮的「廢死判決」作出補救，更必須依據《兩公約》約束政治力對人權的侵害作出明確表態。

吳統雄，臺灣民調創始人。世新大學資管系創系主任，曾任教於台清交與美國喬治亞理工等，是喬治亞理工Adoption Modeling 研究團隊首席。歷任聯合報系資訊中心副主任、神通機構高階主管、日商科技公司總經理，因創辦電腦統計民意調查而獲得國家金鼎獎。他是第一代民歌手，擔任過廣電主持人，發表過唱片，是資深公共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