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中辯護權界線意見分歧 檢辯立場大不同

律師洩密案件頻傳，全國律師聯合會提出資訊揭露指引草案，認為仍有揭露部分偵查中獲悉資訊的實務需求；檢察官則認為，應強化律師懲戒規範或限制辯護人攝影、抄錄卷證等規定。

最高檢察署曾指出，刑事被告的訴訟防禦權以辯護權為關鍵，但偵查階段因涉及偵查秘密等考量，對辯護權有一定限制，近年一再發生少數辯護人將偵查中取得的卷證資料外洩以供串證，因而遭司法追訴，更凸顯此問題的重要。

最高檢察署舉例，律師鄭鴻威涉嫌加入詐騙集團，集團旗下車手遭檢警查獲時，鄭鴻威親自或委由其他律師擔任車手的辯護人，利用陪同偵訊、閱卷等機會，由鄭鴻威洩密給集團上游人員，為近年來涉案律師最多案件之一。

為此，最高檢察署、全國律師聯合會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去年共同舉辦「偵查階段辯護權之定位與範圍研討會」，從實務案例探討制度面的策進作為，檢、辯雙方各有立場，意見歧異。

全律會表示，偵查不公開與偵查中辯護權的界線，不論在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都沒有清楚規定，導致部分律師誤踩紅線，因此全律會提出「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並廣徵各界意見，以達成共識。

身為全律會刑事程序法委員的律師薛煒育進一步說明，偵查中資訊並非全部一旦揭露即有涉及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之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時，為確保被告權益，或有揭露部分偵查中所獲悉資訊的實務需求。

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曾揚嶺則認為，從民國109年到112年間，律師因刑事犯罪受懲戒有23件，其中有8件洩密，8件洩密案中有3件停職6個月以上，懲戒處分不重，應強化律師法中關於起訴、停職及一審有罪除名的規定，例如增加罪名，若涉及國安、參與犯罪組織、毒品、洗錢或洩密情節重大者。

北檢檢察官王文成認為，辯護人常見的洩密手法以拍攝卷證為主，應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刪除辯護人得攝影部分，並限制抄錄內容不得攜出法庭，若不修法，也可添加浮水印於卷證上，增加洩漏偵查秘密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