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邱師儀／川普的任性，世界的韌性

[NOWnews今日新聞] 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地緣政治的主導者，更是是金融市場的莊家，但川普對全世界各國普徵關稅，包括台灣，除了讓美國不只在政治、軍事同盟中撤出不玩了，一夕之間也撤出國際貿易的體系中不玩了。這一段時間以來，台灣言論市場上討論川普課徵關稅的文章，從關稅公式、對經濟的衝擊、大國反制到台灣可以如何因應，都已經有不少深入的討論，但當大家聚焦在美國為什麼可以變成世界貿易的摧殘者的這種負面角色時，卻忘了其實美國也曾是那個在各國經濟遭殃時最不吝站出來幫忙的「善霸」。我們都知道政治會影響經濟，事實上過去美國更常藉由經濟回過頭來影響政治。

美國介入

有些人應該還記得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這個風暴發生於1997年至1998年之間，起始於泰國，並迅速擴散到東南亞地區，影響了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等。這場危機發生的背景，主要是在1990年代初期，許多東南亞國家因其快速經濟增長而吸引了大量外資，但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資本開始快速流出，造成市場信心崩潰。又泰國在1997年7月放棄固定匯率制，使泰銖大幅貶值，隨後其他國家貨幣也受到影響，導致了信貸危機。

當時亞洲的廠商包括台灣廠商，都習慣跟銀行「嘎三點半」，用「借錢來賺錢」。因此許多東亞與東南亞的銀行過度借貸，利率低的時候，廠商玩「變現」(liquidation)還還得起錢，但當利率驟升，廠商就還不起錢了，錢嘎不過來讓開給銀行的支票跳票，因此形成短期資金鏈斷裂。這些企業本身並非毫無獲利能力，而是因為借短還長、資金運用高度槓桿化，一旦資金成本飆升，就無法維持週轉，因此出現「假性破產」的狀況。當時這些國家經歷了嚴重衰退、失業率上升和社會動盪，甚至引發了政治動盪。最後美國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IMF)跳進來協助，但附帶的條件常使受援國經濟改革的過程更困難。而當時的日本已被視為一個經濟大國，但因為自身長期經濟衰退，未能有效領導亞洲走過混亂。

回到IMF向受影響國家提供金援所提出的條件：IMF要求這些國家進行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常被稱為「華爾街模式」，強調市場自由化、減少政府干預和財政紀律（不希望廠商借錢賺錢）、加強金融監管、減少公共開支、提高稅收和推動私有化等。但當時這些東南亞國家都不是民主國家，通常市場的運作無法獨立於執政黨的垂直掌控，更不用說匯率的操控更是這些計畫經濟型國家的日常。

換言之，當時美國暨IMF就是希望藉由援助讓這些國家民主化。領銜的是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推動的是催生各國民主的全球化。值得一提的是，從當時的柯林頓一直到後來的歐巴馬，甚至也包含了中間的小布希，都寄望中國可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加入這個以美國為主的世貿體系，並先從市場化開始，再慢慢漸層到國內的民主改革。而當時的江澤民與後來的胡錦濤看起來的確比今天的習近平「可教化」太多。就當時許多小國包括台灣而言，全球化衝擊到的就是在地小農與傳統產業，所以當時候的「左」就會是「反全球化」，在台灣甚至還出現過2000年初期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為了抵抗世界貿易並替台灣小農發聲而去坐牢。非常弔詭的是，楊儒門的論述如果放在現在來看，正是川普保護美國幼稚產業的說詞。楊左川右，卻都是在保護所謂受到全球化傷害的弱勢百姓。

美國失誤

歐巴馬上台之後，當時世界局勢有了變化，中國逐漸崛起，又美國經歷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導因於美國次貸風暴。竟然是前面美國用來矯治東南亞各國的華爾街模式所產生的自爆。這場次貸風暴不但成為美國經濟自198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也徹底重創了華爾街的權威與美國式資本主義的道德正當性。

次貸風暴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金融體系過度依賴高度複雜與去風險化（實則假風險移轉）的金融商品，特別是所謂的「次級房貸證券化」。簡單來說，美國的銀行為了賺取更高利潤，將大量原本信用條件不佳的借款人（低收入戶、信用評分低者）貸款給他們買房，這些貸款被稱為「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原本這些借款風險很高，但銀行透過金融創新，把這些貸款打包成各種結構性金融商品（如MBS、CDO），再拿去市場上販售，甚至獲得評等機構誤評為「AAA級」的高安全商品。

在這樣的制度鼓勵下，從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到地方的貸款仲介，人人都有動機去負擔更多貸款。這種槓桿不斷累積的結果，在房價持續上漲時看起來一切美好，但當房市開始下跌，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時，整個系統就開始崩盤。金融機構之間的信任破裂，導致流動性乾涸，許多知名銀行與保險公司（如雷曼兄弟、AIG）相繼倒閉或被政府接管。

這場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首先是因為這些美國金融商品早已被販售到全世界，許多外國銀行、基金、甚至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都購入了這些看似穩健但實質極不穩定的金融商品。當危機爆發，不僅美國本土經濟衰退，歐洲、亞洲都被波及。全球股市大跌，失業率上升，貿易與投資活動急凍。台灣當時也受到出口驟減的影響，製造業與科技業陷入寒冬。

更重要的是，這場危機重創了「華爾街模式」的聲譽。這種強調自由放任、金融創新、市場自律的經濟治理模式，原本是美國對外推銷的標準教材，曾被IMF用來要求亞洲、拉美各國改革。結果到了自己身上卻導致崩潰，讓全世界開始懷疑：美式資本主義真的是最好的答案嗎？

危機之後，歐巴馬政府雖然加強金融監管，但整體來看，美國的制度性信任已經出現裂痕。中國反而趁勢主張其「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較為穩健，開始在全球發聲，美國的金融話語權明顯下滑。這也是為什麼，從2008年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更加多極化、更加懷疑全球化與自由市場的新世界，而美國自己，也陷入了民粹主義浪潮。

最後築牆

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社會出現了劇烈的政治與社會反彈。雖然政府救了華爾街，許多大銀行重新獲得穩定，甚至照樣發放高額獎金，但普通美國民眾卻面臨房屋被法拍、失業、退休金蒸發的雙重打擊。於是許多人開始質疑整個制度的公平性，反建制情緒在社會底層逐漸醞釀，這股情緒後來發展成為強烈的民粹主義浪潮。

隨著時間推移，這股情緒轉化成更有組織的政治行動，最終讓川普在2016年成功當選總統。他主打「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對內訴求反菁英、反移民，對外主打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這是美國長期以來的首位總統公然質疑自由貿易體系，甚至視WTO、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為對美國不利的框架。

川普在2016年勝選後，進一步在2024年成功回鍋當選，並大力推行他的貿易保護政策。對中國祭出大規模關稅措施是一回事，但川普的關稅攻勢並不僅止於對手或潛在對手，連一向被視為美國盟友的歐洲、日本、甚至加拿大，也未能倖免。川普強調「公平貿易」而非「自由貿易」，並將貿易逆差視為美國「吃虧」的證據，因此動輒對外加稅，逼迫重新談判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

然而，川普對於貿易赤字的不滿，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貿易逆差不見得對美國是壞事。美國長年存在的貿易逆差，實際上讓其他國家必須持有大量美元，這些美元通常會再回流至美國，用來購買美國國債、股票或直接投資美國企業與房地產。換句話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換來的是資本帳的順差，這使得美國可以長期享有低利率與高資金流入，保持其經濟與金融的全球領導地位。

例如，日本和中國長期對美國出口過剩，其外匯儲備大量累積美元資產，其中最穩定的投資方式就是購買美國國債，進而支持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許多歐洲國家與中東產油國也同樣會將出口賺來的美元資金回流到美國，用以投資科技、新創、地產等項目。這些外資的進入，其實鞏固了美國的內部資本市場與就業機會。

可惜川普的「經濟民族主義」忽視這種結構性優勢。他對貿易逆差的焦慮，使得他對全球主要經濟體加徵關稅，第一個後果就是股市震盪，接下來的通膨與供應鏈斷鏈，都是隱憂。至於「工廠回流」的目標是否能達到還不清楚。

被迫改變的各國

另一方面，許多被川普課徵高額關稅的國家，因為不想以對等關稅報復，就必須改變國內產業結構以因應，這些國家原本仰賴對美出口的產業，尤其是農業與製造業中的「幼稚產業」。這些結構性轉型包括取消對本國產業的補貼與開放更多自由競爭。這種外部壓力所促成的內部改革，某種程度上與當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接受IMF援助的國家所面對的「附加條件」頗為相似。當年IMF要求受援國進行市場開放、財政紀律與私有化改革；如今，川普的貿易壁壘則成為某些國家「被動改革」的契機。

這樣一路看過來，美國的經濟實力從未改變過，只是自身角色的認知不同而產生截然不同的作為與衍生效應。但不管是美國積極介入還是消極退出，都會對尤其像台灣這樣的小國造成巨大衝擊，進而導致台灣國內經濟秩序的重整。從產業轉型與提升競爭力的觀點來看，危機也許會是轉機。

●作者：邱師儀／東海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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