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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2 | i-media愛傳媒

挺過重重危機後誕生的名盤

挺過重重危機後誕生的名盤

【blue97專欄】1945年,英國EMI唱片公司名製作人李格(Walter Legge)為EMI的唱片王國,打造了愛樂管弦樂團(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並四處找尋樂團的核心指揮。另一方面,因猶太血統在二戰前而被迫流亡的指揮家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正試圖在歐陸重振旗鼓。這是命中注定的時機,促成了這對唱片界的黃金搭檔。然而,馬勒《大地之歌》這張經典唱片,卻也是兩人關係走到盡頭前的落日餘暉。

1959年,克倫培勒被任命為愛樂管弦樂團的常任指揮,雙方的關係更為牢固,隔年(1960年)正好迎來馬勒百歲誕辰紀念。當時,在初夏的維也納藝術周期間,就以馬勒交響曲為主題,進行了密集的演出。演出陣容有克里普斯(Josef Krips)指揮第二號交響曲、華爾特指揮第四號、謝納(Karel Šejna)演出第五號、凱伯特(Joseph Keilberth)演出第八號交響曲、霍倫斯坦(Jascha Horenstein)指揮第九號,並由卡拉揚領銜壓軸的《大地之歌》。

然而,克倫培勒並未參與其中,而是指揮了貝多芬全部交響曲。同年春天,華爾特指揮紐約愛樂錄下《大地之歌》的立體聲唱片,而夏天的薩爾茲堡音樂節上,米特羅普洛斯(Dimitris Mitropoulos)指揮了第八號交響曲。年底,英國馬勒專家德里克·庫克(Deryck Cooke)補筆的第十號交響曲,在戈爾德史密斯(Berthold Goldschmidt)的指揮下首演。總之,馬勒年風風光光,帶動聆聽馬勒的熱潮。

趁著這股熱潮,克倫培勒與愛樂管弦樂團合作錄製了第四號(1960年4月)和第二號《復活》(1960年11月、1963年3月)交響曲。至於《大地之歌》,克倫培勒早在1951年3月已指揮維也納交響樂團留下錄音,那是相當簡潔、直接的詮釋,反而凸顯這首曲子所隱藏的無常與孤寂感,從某種角度來看,也算是不錯的詮釋。

然而,同一時間,華爾特也為Decca唱片公司錄製了《大地之歌》,這張指揮維也納愛樂的商業唱片,傳達了這部作品的豐富性,成了指標性的名盤。克倫培勒的版本受到大師兄的直接挑戰。

事實上,克倫培勒對比他大9歲的華爾特有著強烈的競爭意識。在1961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節目中,克倫培勒被問到華爾特時,曾幽默地說:「華爾特是道德主義者,但我不是,絕對是如此。」華爾特早年以「馬勒的忠實信徒」形象和維也納華麗詮釋著稱,在克倫培勒看來卻過於表面。

此外,克倫培勒也與樂於演奏馬勒任何作品的華爾特不同,克倫培勒曾公開表示,不會指揮第一、第五號這些次等作品,但他承認《復活》、《大地之歌》和第九號交響曲是恩師的傑作。

1961年4月13日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當時,克倫培勒在愛樂管弦樂團的一場音樂會上,與德國抒情男高音溫德利希(Fritz Wunderlich)、德國次女高音路德維希(Christa Ludwig)合作演出《大地之歌》。溫德利希是克倫培勒的愛將,他們曾一起錄製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巴哈《馬太受難曲》和貝多芬歌劇《費德里奧》。溫德利希與路德維希兩人當時都三十多歲,既不年輕,也不會太老,符合《大地之歌》獨唱的理想條件。

當時的克倫培勒的慣例是,在實際音樂會前進行錄音室錄音,把它當成正式演出的排練。然而,這次錄音的安排卻相當困難,協調溫德利希與路德維希兩位炙手可熱的歌手顯然極其不易。此外,《大地之歌》不僅可以有女中音、男高音的組合,還可以由男高音、男低音的雙男聲搭配演出。克倫培勒自己對兩種組合的選擇一度猶豫不決。在愛丁堡音樂節上,他還嘗試了溫德利希和費雪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的這樣搭檔。最終,克倫培勒挑了女聲加男聲的組合進錄音室。

經過將近3年的時間後,1961年音樂會的同一組合展開正式錄音。但由於日程協調不出來,因此,兩位獨奏家從未同時進錄音室。還好《大地之歌》的演出,是由兩位歌手交替演唱六首歌,並且沒有對唱、重唱的情況,可以分開錄音。

1964年2月1至2日的第一次錄音,由次女高音路德維希登場,同年11月18日的第二次錄音換溫德利希進錄音室,1966年7月的最後一次錄音,再輪到路德維希。這次錄音由製作人李格(Walter Legge)親自操刀,錄音由工程師拉特(Douglas Larter)負責,首次錄音在倫敦的金斯威音樂廳(Kingsway Hall)錄製,先錄下第二樂章《秋日寂人》和第四樂章《佳人》。在此之前,還穿插錄製馬勒的《少年魔號》和《呂克特歌曲集》中的五首歌曲,以便做為《大地之歌》的補白。

然而,在第一次錄音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那年3月10日,李格宣布解散愛樂管弦樂團。對克倫培勒和樂團成員來說,這是突如其來的大震撼。當時的英國正處於長期的經濟困境,儘管打贏二戰,但國力已消耗殆盡,且背負著龐大債務。戰後,非殖民地化浪潮席捲亞洲、非洲和中東,各殖民地紛紛獨立,曾經的大英帝國正迅速衰落。與此同時,戰敗國的西德和日本,經濟復甦迅速,英國在國際的經濟地位明顯下滑。

被譽為「管弦樂界的勞斯萊斯」的愛樂管弦樂團,成員都是一流演奏家,也是英國最高薪的音樂家。經濟困境和古典音樂市場的萎縮,直接衝擊樂團的後援。再加上EMI內部的李格影響力大不如前,樂團的經營達到難以支撐極限。宣布解散當天,克倫培勒正帶領樂團進行錄音,團員們當下一致決定反對解散,並獲得克倫培勒全力支持。後來在首席長笛手莫里斯(Gareth Morris)等團員的積極努力下著手改組樂團,以自主運營的形式成立新愛樂管弦樂團(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就這樣,樂團的解散危機得以安然度過。

然而,克倫培勒對李格的「背叛」很難釋懷,拒絕再與李格合作。因此,《大地之歌》接下來的製作團隊部分換手,製作人改為安德利(Peter Andry),錄音工程師換成古奇(Robert Gooch),在11月陸續完成第一樂章《大地悲傷的飲酒歌》、第三樂章《青春》和第五樂章《春日醉漢》,這是新樂團最早的錄音之一。

1966年7月錄完《送別》後,克倫培勒的《大地之歌》終於在艾比路(Abbey Road)錄音室大功告成。克倫培勒以獨特的音樂結構掌控力,傳遞豐富的音樂訊息和立體感,也凸顯了作品的多重性格,讓這張《大地之歌》成為難得的佳作,並在演出中感受到指揮家和樂團在度過危機後的非凡熱情。

之後,克倫培勒與新樂團重新再出發,相繼推出一張又一張的經典唱片。1967年之後,克倫培勒的指揮風格進入節奏極其緩慢的新階段,他的「晚期風格」悄然成形,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註:馬勒《大地之歌》既是交響曲又有歌曲形式,為具有強烈交響性格的複雜作品。

blue97:《MUZIK古典樂刊》資深專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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