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皋採菊集》緬懷孫中山的一些感想

孫中山先生誕辰158年紀念日，值得兩岸共同紀念，他不到40歲即提出要以平均地權解決社會民生問題。柯文哲如今雖提出各種促婚、生子的補助政見，不如學習新加坡「住者有其屋」的政策――只要解決年輕人住的問題，台灣不婚及少子化問題當可解決一大半。（圖/取自網路）

作者／劉東皋

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158年紀念日。沒有他的誕生，中華民國應該不會存在；舊中國（包括台灣），可能仍遭受到帝國主義殖民者或列強分而治之的切割與壓榨。他的生日，應該記得，也值得兩岸共同紀念。

印象中，自己在國中、小時尚存在被灌輸偉人的思想。記得有次在填寫個人資料時，有一欄要寫最敬仰的人，我寫的是孫中山先生。日後，有類似的資料填寫時，我依然寫他；雖然那時的教育，聽到「總統蔣公」必須立即端正坐好，但我也從來不認為蔣中正比孫中山偉大。

也許，小時候未到分辨事理的年齡，但因為孫中山搞革命的故事比較吸引人，因此把他排在最敬仰的偉人。隨著年紀增長，了解他的事蹟愈多，便更加景仰他這個「人」。想想，一個出國讀醫、有能力在國外行醫、在西方英、美、歐過一派洋日子的人，卻要和陸皓東這些人回中國搞革命，天天冒著被補被殺的危險，那得要抱著多大的利他犧牲精神。

感想一：提著頭搞革命的醫生

滿清政府雖然被形容為腐敗不堪，但在當時，還是各國承認、治理著四億人口的「大國」，在各主要國家有大使館，不僅在本國通緝孫中山，還可要求各國協助逮補他。所以他到英國、日本，總要遮遮掩掩，隱姓埋名生活。

現今參選各主要政黨提名的總統參選人，有兩位是醫生出身，拿這兩位來和孫中山比較，時代環境不同，實在也無可比較。但若論起為國為民精神，現在各主要政黨的從政人物，只能用每下愈況形容。柯文哲還有那麼一點想帶動社會政治文化改變的想法與作法，其餘人等，包括那些在旁吆喝、搖旗吶喊的大小政客，大都僅只為了個人權位名利而已，看不出有敢於面對沉疴、勵精圖治的心思。

尤其看到兩大政黨一些年輕從政者，年紀輕輕就沾染各種不良惡習。乃至將惡質政客惡形惡狀之惡行，在政論節目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就對台灣政經發展之未來，感到憂心忡忡。

感想二：不到四十歲就知道需平均地權

前不久，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提出因應少子化之政見，他認為，已婚者的生育率仍上升，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來自年輕人不婚。他因而提出了許多提供青年人願意結婚生子的誘因。然而，論究年輕人不婚不生子的原因，應該更仔細研究。譬如，不婚者與已婚者是否涉及背後家世經濟因素？已婚生育率高者，其平均社經財務能力是否高於已婚生育率低者。

當然，不婚或已結婚而仍少（無）子女化，或許還牽涉到其他各種社會因素，但如果少子女化的最主要因素是因買不起房（可能占了七成以上的比重）、擔憂無法給子女一個安定的家庭生活、對前景無望只能顧好自己眼前生活，以致對結婚、生子的想望低落，則最重要的解決方案，還是應針對青年人推出「居者有其屋」，或「婚者有其屋」的政策。就這一點，新加坡政府做得最完善徹底。



（圖/取自網路）

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出美式惡質資本主義的資本主（如今的資本、金融及不動產集團）利用土地（如今的不動產）資源壓榨勞工、青年的不公平性，而在1905年、他39歲成立同盟會時，即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與他在1894年、28歲成立興中會時提出的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未來建立民國後要實施平均地權。

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早就闡述得很清楚，美國政府的背後就是商人財團在控制，時至今日，美國政府仍常被歐美有良心的政治經濟學家，譏為是為財團富人服務的政府。1866年出生的孫中山，距離1883年過世的馬克思（享年65歲）才不到17年，及至孫中山搞革命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已在英美歐西方國家捲起千堆雪，他在三民主義中形容，研究社會主義的歐美人，大皆尊馬克思為聖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馬克思主義便風起雲湧的成為解決（全球）社會問題的最重要學說。但惡質資本主義伴隨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殖民，仍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1925年過世的孫中山早在撰寫三民主義時就預測世界會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會是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

也就是說，只活了59年的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但其平均地權思想，早在39歲就納入革命口號內。他也已預知，不解決土地（不動產）問題，社會無法安寧和平。



（圖/取自網路）

然而，台灣自李登輝掌權後，趁著東、西德合併，蘇聯瓦解、社會主義制衡力量大幅削弱之際，配合美國總統雷根、英國首相柴契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放任由資本財團炒作土地不動產，成為最惡質資本主義者的幫兇。台灣也從曾經的四小龍之首，降為什麼都不是。

感想三：新加坡實施住者有其屋 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落實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政策精神的，反而是新加坡政府。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秉持「新加坡式」的社會資本主義與清廉政府思想、全力抗拒美式惡質資本主義及資本買辦型民主制度的入侵，長期推動住者有其屋的組屋政策，其國民所得已超過8萬美元，且人民幾乎只要有正當的工作，就能「住者有其屋」。

台灣一眾經濟學家總是跟著美國政經學者的屁股後面，研究經濟發展現象，多年前就有人一直探討「中等收入陷阱」，但似乎從未提出自己好的見解與解方。且明明有新加坡的例子可深度研究，有些人卻只以「新加坡是個小國」而忽略其具有個案研究的價值。

以早年的四小龍為例，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2022年新加坡人均GDP為82808元，香港49226元，台灣32643元、韓國32250元。這四個地區，新加坡人民不論他的人均國民所得過去是2萬、3萬或4萬美元，都早已實施居者有其屋政策；其他三個地區，則是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沒有父母家庭支持年輕人對買房多失去指望，連帶少子化、蝸居族日益嚴重。



（圖/取自網路）

而至今，只要跟隨美國式惡質資本主義、放任金融、不動產炒作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就算過去人均國民所得曾超過台灣1、2萬美元，包括走英、美系統的香港人均所得也曾超過5萬美元，但這些國家或地區沒有家世背景、只能靠自己年輕人，永遠追不上房價。

如果我是經濟學家，我會提出一個假設：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採行平均地權政策、實施住都有其屋計畫，即使是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制度，也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其中，以政府的清廉度為最大的干擾變數。

我自己力微位輕，自也無法提出或執行這一類似「國家競爭優勢」的研究計畫，但至目前我看不到一位有責任心的學者專家，好好研究平均地權或住者有其屋政策的落實，對國家發展及青年前景之影響的研發計畫。

我猜想，所謂惡質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弊病，就在於各級民選政治人物的背後金主，都有金融、不動產財團的身影，而這些背後金主怎麼會希望台灣的政府掌權者，會提出影響「放任式」不動產市場的政策呢？

法治本就應限制無理性之自由放任

成熟的民主政治，自由是相對受限制的。德國法制對於炒作不動產是要科以刑責的。台灣的法制不但落後，法治也極度落後，視自由為完全的放任，更常視法律為無物、而且極度偏袒於有財有勢者。就如柯文哲批評的，如今台灣法律之前何來人人平等？「有權有勢的人不會被處罰，有關係就沒關係，殺警察的還可以去外役監。」

台灣社會這三十年來的民主政治發展，早已顯現孫中山所看到的美式惡質資本主義掌控政治的發展，各層級政府恐已被惡質資本財團所掌控，或已淪為為權貴財團所服務的機構。以致，任何因政治腐敗所造成的社會沉疴只會愈來愈嚴重，而改革無力也無門！

然而，進一步思考，為何只會跟隨美、英式惡質資本主義的後起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多數年輕人及勞工，都淪為房奴、並在政府為金融財團設計的體制下，幹一輩子工而難以「追求自我成長」？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大多數年輕人，只將「賺錢」視為「成功」同意詞，而很難去思想及完成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這會不會是各國的惡質政客財團皆配合美國政府及其背後的資本家、或是甘為美國政府其及背後惡質財團所收買，也都只想利用惡質資本主義制度（卻假借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及假民主之名的民粹選舉體制，用以控制、剝削青年及基層勞工？

因為，美國政客及其資本財團要能控制各後進國家的政府，則以資本經濟利益層層控制各國的資本主，便是最容易的方式；再由這些後進國家惡質資本財團假借民主之名收買可被收買的惡質政客、透過所謂民選制度進而與惡質政客共同勾串掌握國家機器；其所制訂的各項政策，自然就不會不利於美國政府及背後的財團金主？而做為後進國家的惡質資本財團與共同勾串的政客所控制的政府，更不可能制訂不利於自己資本成長的法制。

新加坡李氏父子與早年的退守台灣的蔣家父子，都還願意、且力守不被美式惡質資本主義及民粹政治的入侵，在土地及不動產政策上，尚有一套遏止炒作的組屋或公屋政策。而新加坡李氏父子強調的「政府體制不能滲入一絲貪腐」之政策的落實，更是如堅壁清野式的隔絕貪腐政客進入政府，才終能造就新加坡人住者有其屋、人均GDP超過8萬美元的政績。

柯文哲想解決台灣年輕人少子化的問題，釜底抽薪之策，還是先參考新加坡的住都有其屋政策吧。沒有良善的住者有其屋政策，只會讓土地及不動產淪為少數資本財團可以炒作的「自由商品」，讓多數年輕人以為要暴富唯有囤房，而早早淪為動彈不得、無法追求自我實現的屋奴。而台灣少子化問題，更不會因為一些婚前或婚後的補貼就得以解決的。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劉東皋，祖籍山東齊東縣，台灣高雄人，淡江大學統計系畢、朝陽科大企管研究所碩士、大葉大學管理研究所管理博士。曾任經濟日報、台灣日報、新新聞周刊、台灣醒報，並陸續在中部數家私立大學兼課。2014年創辦自媒體中報雜誌至今，持續關注台灣社會表面現象的背後實相，記錄當代台灣社會的思想所在。